1941年8月，香港街頭人來人往，市民爭相用2塊錢買一碗炒飯。平時「即使是一根火柴錢也都要掂掂份量」的市民表示，「買一碗飯運動餐券不能小氣」。
他們將這碗炒飯譽為「愛國飯」、「救國飯」。
香港市民舉家去吃「愛國飯」，家境貧寒的，買一碗回去全家分享；生病、老邁不能出門的，會託人捎帶一份。
「一碗飯運動」共籌得2萬餘元善款，全部捐贈支持內地抗戰事業。這是香港支援國家，支援抗戰的一個歷史縮影。
大義输财 共赴國難
早在1932年2月，一支由20餘人組成的香港醫療救護隊，前往上海救治「一·二八」事變抗日傷兵。隨後香港東華醫院舉行籌款集會，賑濟「一·二八」事變上海難民，將所籌33000元捐款匯往上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香港街頭更捲起一場「義賣救國」熱潮運動，小商小販捐獻錢款支援抗戰。
香港愛國華僑與各界民眾踴躍募捐，將海量物資輸送至內地戰場。
1937年7月31日，香港多個社團組織華北兵災籌款聯席會議，為「七七」事變來受兵災影響的內地民眾籌款。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香港成立。據統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收到海外華僑捐款共計220萬元，並在香港購置了大批軍械和醫藥等軍需物資，通過廣州、武漢辦事處轉送到前方抗日部隊。
1938年底起，大量為逃避日軍的難民南下，香港多家慈善機構及民間團體為難民們提供住所、醫療和食品救助。
同時，香港也是祖國從國外輸入軍用物資的重要渠道，各類軍用物資從香港經由廣九鐵路轉運至一線。據官方統計，廣九鐵路日均運輸量在140-400噸。
筆耕不輟 聲援抗日
除物資援助外，文化先驅在香港筆耕不輟，以報刊、影像吶喊助威。
1934年2月6日，香港首部抗日愛國題材電影《戰地歸來》公映。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宋慶齡在香港創辦保衛中國同盟，利用香港國際聯繫廣泛等有利條件，通過出版《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等方式，把中國民眾的深重災難和中國戰場的緊迫需要傳達給國際社會。
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刊登在香港的第一期報紙就突出報道了香港人紀念淞滬會戰的活動。之後，《大公報》將文藝副刊作為抗日宣傳重要陣地，發表反映抗戰的散文、小說、詩歌，還刊載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
《大公報》1940年2月刊登《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更是將汪精衛的投敵賣國陰謀公之於眾，引發國人齊聲撻伐。
1938年茅盾在香港積極投身文化抗戰，以筆為刃宣傳抗戰思想，在喚醒香港民眾民族意識、號召海外華人同赴國難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在香港創刊發行，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對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及國際進步力量產生較大影響。
組織武裝 抗擊日寇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在被日本侵佔的三年零八個月裏，香港如同煉獄。
香港人口由日佔前的160萬，戰後跌至60萬，除部分離港外，很多人被殺死或餓死。日軍姦殺大批醫護人員，不少人被虐殺肢解。
香港淪陷後，香港同胞並未屈服，而是與內地抗日力量聯動抵抗。
1942年2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成立，這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以香港本地農民、漁民、工人和知識青年為主體，後來發展至近千人。
日佔時期，港九大隊粉碎日軍十多次大規模掃蕩，破壞日軍交通線、襲擊據點、營救盟軍戰俘，對日本在香港的統治造成極大威脅。
香港淪陷期間，港九大隊至少115人為保衛香港獻出生命。如今，香港兩處國家級抗戰設施、遺址，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均與港九大隊密切相關，承載着香港抗戰的歷史記憶，也紀念着三年零八個月黑暗中無數抗擊日寇的港九大隊士兵和人民。
虎口脫險 營救文化名人
香港淪陷後，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十分危險。
中共中央指揮、部署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立即實施「秘密大營救」，將數百位文化界人士從香港轉移至廣東抗日根據地，保存了中國文化命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
除8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士及家屬，還營救出一批國民黨駐港人員和外國友人，並接應2000多名回國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
從輿論宣傳的吶喊到物資轉運的奔波
從文人志士的堅守到普通市民的奉獻
香港市民用熱血與行動
詮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香港心向祖國，與內地同胞休戚與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