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車水馬龍的瀋陽公和立交橋，毗鄰皇姑屯線與瀋大線鐵路，是連接皇姑區與和平區最為繁忙的交通樞紐。儘管歷經多次城市改造，人們仍可從橋旁佇立的「老道口大廈」、瀋陽鐵路局檔案館、瀋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等建築中，依稀辨認出它昔日的風貌──這裏，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被《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寫入報道的「老叉道口」。
1931年9月18日夜11時許，日軍在此進行所謂「演習夜戰」。當夜，沿鐵路線向東北延伸約8公里處的南滿鐵路柳條湖段鐵軌，遭到日軍炸毀，並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隨後，日軍猛烈進攻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與此同時，遠在天津辦報的《大公報》編輯部，以敏銳的新聞嗅覺為事變報道預留了寶貴版面。次日刊登的《最後消息》，成為國內外第一篇披露「九一八事變」的新聞，打響了報人抗戰的第一槍。而1931年9月20日發表的《本報記者謁張談話》，更是「九一八事變」後外界首次看到張學良的態度。
大公報記者緊跟「日軍演習」異動
「這裏就是當年的日本附屬地。」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原館長助理崔俊國帶着大公報記者幾經輾轉，找到「老叉道口」所在地，「這裏是最早的瀋陽火車站的前身，後來火車站遷到了距離這裏只有3公里的位置。」崔俊國介紹，「南滿附屬地」曾經是日本控制中國東北的中心，見證了其侵略活動。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不僅獲得了「南滿鐵路」的控制權，還設立了「南滿鐵路附屬地」。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瀋陽的城市管理呈現出特殊的分治格局：一部分地區仍由中國政府直接管轄，另一部分地區則被日本人掌控。「那時，由於是附屬地，這裏有很多日本鐵道守備隊官兵。」崔俊國介紹，「而且時常有日軍所謂的『軍事演習』發生，頻率多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這也使得當時附近的中國居民對此類演習見多不怪，「當時大公報記者能如此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消息，我想也是有他的研判的。」
自沙俄在瀋陽規劃火車站至今的200年間，老道口見證了東北大地上的風雲際會。「從老道口往東走不遠是三洞橋，這裏是皇姑屯事件的發生地，也是當年中國人修的鐵路和南滿鐵路的交匯處。」1928年，日本關東軍蓄意炸毀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所乘專列，其背後的侵略意圖與「九一八事變」如出一轍，昭示着日軍侵略中國是蓄謀已久。
《謁張談話》保留珍貴歷史材料
「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二日，關東軍迅速佔領了南滿、安奉鐵路沿線的重要城鎮，隨後又向長春等地發起進攻。短短4個多月，日軍先後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日本拉開了侵略中國的大幕。
而早在1931年9月19日凌晨，審閱完記者汪松年報道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就深感事態嚴峻。他馬上打電話給在北平的總經理胡政之，要他設法採訪正在北平協和醫院療養的張學良。當日早晨，與張學良已是老相識的胡政之，驅車來到協和醫院。他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見到張學良的記者。當時，由於等待會見的客人甚多，張學良匆忙中接受了胡政之的採訪表示：「精神恢復，步履如常，耳聾亦已大愈。」
1931年9月20日，《大公報》發表《本報記者謁張談話》，這是「九一八事變」後外界首次看到張學良的態度。張學良說：「君來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10時許，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3人……」這篇由胡政之親自採寫的新聞，此後也被學界視為「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史料。
在如今的瀋陽市，北大營舊址陳列館、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一座座歷史博物館是日本侵華無可辯駁的罪證。「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歷碑莊嚴矗立，每年9月18日響徹城市上空的防空警報，不僅是悼念與警示，更是一種歷史的傳承。它提醒每一個中國人，勿忘國恥，緬懷先烈，從苦難輝煌中汲取奮進的力量。
幕後披露｜《最後消息》率先揭露日軍圖謀不軌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北寧（天津）鐵路局局長高紀毅那裏得到消息：「瀋陽來電，日軍調動頻繁，景象異常，可能要出事。」於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鐵路局。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指示報社的王芸生、徐鑄成留守編輯部，隨時接聽汪的電話。
19日凌晨1時，鐵路局接到瀋陽電話，說日軍在柳條湖開火了。汪松年馬上給編輯部打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的消息。此時，《大公報》要聞版已經截稿，張季鸞立刻決定抽掉一小段，補進這條消息，並為這條消息寫了標題──《最後消息》。
原載於1931年9月19日《大公報》的《最後消息》全文如下：據交通方面得到報告，昨夜11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鐵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國兵甚多，因此夜半應行通過該處之平吉火車，當時為慎重起見，亦未能開行。
輿論救國｜以筆為槍 制定「明恥教戰」方針
從「九一八事變」獨家報道開始，《大公報》迅速制定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事變發生後的第三天，胡政之、張季鸞召集編輯會議，會上，張季鸞嚴肅地宣布了兩項決定，一為「明恥」，一為「教戰」。所謂「明恥」，就是盡快開闢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其間發生的重要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其事。而所謂「教戰」，就是在《大公報》開闢「軍事周刊」，邀請軍事專家蔣百里籌劃，向國人介紹軍事常識。
專欄連載兩年半 無一日中斷
這一「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在輿論界引起強烈反響，其中，「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最受人關注。從1931年10月起，王芸生奔走於京津之間，往來於故宮博物館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宮文獻館。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日登載一段，連續2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讀來擲地有聲。後來，《大公報》將其彙編成七卷本結集出版。
在1932年「九一八事變」一周年之際，《大公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重要紀念評論《國喪紀念之辭》，飽含對死於日軍鐵蹄下的中國軍民的悲憫之情，同時痛斥日軍罪行。版面下方，特大字號的「領土完整不容割裂！！！」向世人表達了維護家國的決心。在1933年「九一八事變」兩周年之際，《大公報》特別推出《九一八紀念特刊》，登載特派記者走進瀋陽、大連等地，揭露日軍暴行的相關報道。
（來源：大公報A12：要聞 2025/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