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郭濤 甘肅報道）哈達鋪，是位於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的一個小鎮。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國工農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後，於九月十八日翻越岷山山脈，進入這片藏族聚居的繁華商鎮。當時的哈達鋪，是茶馬古道上的重要交匯點，物資充裕，商貿興旺，為疲憊的紅軍提供了寶貴的喘息機會。尤為重要的是，紅軍從這裏尋獲的《大公報》上得知了陝甘還有紅軍和根據地的重大訊息，從此開啟了落腳陝甘暨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征程。
「紅軍先頭部隊的偵察連，由連長梁興初和指導員曹德連率領，裝扮成國民黨中央軍，不費一槍一彈就控制了哈達鋪。」宕昌縣紅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趙王林介紹道：在這裏，他們截獲了國民黨新編十四師魯大昌部的軍需庫，獲得大量米麵、油鹽、布鞋和中草藥，解決了紅軍的補給問題。
專家：《大公報》客觀詳實 可信度高
但哈達鋪的真正轉折，源於一份報紙——《大公報》。9月20日，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進駐哈達鋪。毛澤東一進入鎮上，就急切打聽郵政代辦所的位置。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後來回憶：「主席一進代辦所，就興奮地閱讀報紙，挑出幾份捲起夾在腋下，徑直走向駐地。」這些報紙中，《大公報》報道了陝北紅軍根據地的存在，「陝甘不僅有紅軍、有游擊隊，更有一大塊革命根據地。」這條消息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紅軍的前路，把毛澤東的目光和長征目的地，從「到中蘇邊界去」轉到了陝甘根據地。
趙王林強調：「《大公報》以其不黨不私的辦報宗旨，提供最客觀、最詳實的報道。相比當時的其他報紙，它的信息量最大，可信度最高。」張聞天甚至據此寫下《發展中的甘肅蘇維埃運動》一文，全文引述自《大公報》。正是這些訊息，結合賈拓夫的匯報——作為陝西早期革命領導人，他詳細介紹了陝北的地形、民情和黨的基礎——促使黨中央調整戰略，決定落腳陝北。趙王林說，在哈達鋪徹底調整了俄界會議確定的到中蘇邊界去的決定，不僅開啟了落腳陝甘暨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征程，同時對推動全國民族抗日運動高潮的到來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地人在說起這段歷史的時候都習慣稱之為「一張報紙定乾坤」。
毛澤東幽默感謝《大公報》
在哈達鋪停留的短短幾天裏，黨中央連續召開三次重要會議，完成了從戰略構思到具體部署的完整決策過程，是長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趙王林介紹說，哈達鋪會議的最高層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出席者包括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常委，會議討論了組織工作、白區工作和部隊整編等關鍵議題。第二個會議是中央領導人會議，研究部隊落腳陝北和北上行動計劃。第三個是紅軍團以上幹部會議，在此正式宣布陝甘支隊成立，由紅一、紅三軍和中央直屬隊整編而成。毛澤東在會上分析嚴峻形勢後話鋒一轉：「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隊伍。」他還幽默感謝國民黨報紙，並着重提到《大公報》。
趙王林表示：「這三次會議環環相扣，將俄界會議提出的模糊方向具體化，為紅軍指明了清晰的落腳點。」與後續保羅鎮會議相比，哈達鋪的決策已進入「落實階段」，紅軍從這裏出發時，向陝北進軍的戰略已全面啟動。
萬里因緣｜哈達鋪講解員：終於來到大公報總部
在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泛黃的舊報紙靜靜陳列，那一張張當年的《大公報》，總能吸引眾多遊客駐足凝視。「在這麼遠的地方看到《大公報》，真的很意外！」去年，來自香港道教青松小學的陳芮希隨研學團到訪時，眼神裏滿是驚喜，「沒想到香港的報紙，會和這裏有這麼深的聯結。」一張跨越山海的報紙，瞬間讓遠在萬里之外的香港青少年與哈達鋪的紅色歷史拉近了距離。
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講解部部長王亞麗，已在講解崗位上堅守十餘年，始終專注於講述哈達鋪與《大公報》交織的紅色往事。她坦言，多年來接待過不少港澳、台灣地區的遊客，他們對《大公報》的熟悉程度常讓她動容，還讓她真切感受到《大公報》跨越地域的歷史影響力，也更堅定了她講好這段故事的信念。
今年6月，王亞麗終於有機會走進位於香港島的大公報總部。過去在講解中，她常說《大公報》「改變了中國革命的命運」；而此次參觀，報館裏「中央紅軍根據其消息做出戰略性決定，改寫了中國歷史」的記載，讓她對這份報紙的歷史定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談及未來，王亞麗的規劃清晰而堅定：她希望借助《大公報》報館的史料，在哈達鋪紅軍長征紀念館策劃一場《大公報》專題展覽，讓更多人讀懂這份報紙的分量；同時繼續深挖《大公報》中與哈達鋪相關的記載，讓兩地的歷史淵源被更多人知曉。
特稿｜一報定乾坤：偶然背後的必然
文／馬浩亮
80年前的1945年9月，中國人民取得了14年抗戰的偉大勝利。而90年前的1935年9月，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實現了偉大轉折——根據從《大公報》上獲得信息，作出了「到陝北去」的戰略抉擇，找到了落腳點，為北上抗日、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就是著名的「一張報紙定乾坤」，秉持「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的《大公報》，改寫了歷史。這看似偶然的事件，卻有其深刻的內在必然邏輯。
1935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四周年的當天，紅軍長征抵達甘肅小鎮哈達鋪。在這裏，紅軍得到了寶貴的補給和休整，而更重要的，在當地發現的《大公報》等一批報紙，讓中共中央領導人，了解到了陝北的革命情勢。
由「北上」明確為「到陝北去」
當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在哈達鋪期間所寫的「讀報筆記」裏，詳細摘錄了《大公報》在1935年七八月間關於陝北紅軍劉志丹以及紅二十五軍徐海東的相關新聞報道。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張聞天年譜》指出：「筆記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紅軍在陝甘活動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詳細摘錄並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透露了中央率領陝甘支隊落腳陝北的意向。」199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位陝西籍老革命的聯名文章，亦明確指出：「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肅哈達鋪繳獲敵人的天津《大公報》上得知：『全陝北23縣幾無一縣不赤化』……」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明確提出：「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
紅軍的前進方向，由「北上」具體明確為「到陝北去」。這一抉擇改寫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在陝北站穩腳跟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軍隊，東渡黃河，在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及廣泛開展的敵後游擊戰，狠狠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哈達鋪的戰略轉折，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大公報》上刊登的消息，為這一決策提供了極有說服力的依據。
為什麼是《大公報》？
為什麼會是《大公報》在歷史關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誇張地說，在當時的全國性報紙裏，《大公報》對陝北、對西北報道最為重視，持續刊載相關新聞。早在1934年，身為陝北榆林人的張季鸞，在回鄉省親祭掃時就寫過《歸鄉記》，指出「現在陝北正赤化蔓延」。儘管他對革命態度有所偏頗，但亦客觀指出了「就陝北說，這幾年民窮財盡，官貪紳劣」是原因所在。
也正基於對大西北的戰略遠見和全局眼光，1935年《大公報》全力支持後為新中國新聞事業開拓者的范長江考察西北，最終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轟動全國，並且成為「公開如實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人」。實際上，范長江最早是將西北考察計劃交給了《世界報》，但該報認為沒有價值而將計劃退回。
就在哈達鋪會議之前不久，范長江在《大公報》發表的《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分析紅軍「最有利的出路」，可能是「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北劉志丹，進入寧夏及隴西甘涼肅一帶。」周恩來後來在會見范長江時稱讚：「我們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當然，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刊載范長江這篇文章的《大公報》，當時還沒有抵達哈達鋪。但七八月間《大公報》有關陝北的相關報道，對紅軍和毛澤東來說，已經是極為稀缺的「情報」。
這些內容，與紅軍既定的「北上」方針相契合，而又提供了一個最有戰略價值的選項，萬里長征與北上抗日、建立根據地與全民族抗戰，緊密聯繫在一起。陝北成為長征的落腳點，又成為抗日的出發點。以此為基石，中國共產黨整合革命力量，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為十年後的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大公報》看似無心插柳，實則正是基於「立言為公，文章報國」、敏銳把握大勢的遠見，才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張報紙定乾坤」，也就水到渠成。
（來源：大公報A20：內地 2025/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