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提出「抗戰14年」概念，指出「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並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再次強調「十四年抗戰」歷史觀，同年的「9·3閱兵」中，習近平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全面肯定了「十四年抗戰」的歷史地位。相較於「八年抗戰」，「十四年抗戰」補足了1931至1937年中國軍民的抗戰歷程，更體現出在抗戰初期東北迅速淪陷的背景下，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敵後展開的史詩般艱苦卓絕的鬥爭。

1931年，帝國主義日本不再滿足於日俄戰爭勝利所承接的俄佔中國東北特權，以「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編者註）步步緊逼，揭開了侵華戰爭序幕。面對十數萬東北軍避戰而逃，日軍僅用四個半月即佔領東北全境並建立偽滿洲國。中共於淪陷區內，迅速展開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積極組織群眾並與愛國東北軍將士及綠林好漢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建立根據地以游擊戰對抗日軍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權。

「九一八」事變次日，中共滿洲省委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公開的抗日宣言，也被稱為「九一九宣言」，中共中央也於次日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行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呼籲全國工農兵和勞苦民眾團結起來，進行武裝抵抗。

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在1935年初刊載的「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一文稱：9月23日，（中共滿洲省委）又發出《關於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提出「赤化」東北軍隊、發動兵變、建立紅軍。

消焰器充機槍繳偽軍械

1932年春，日寇侵佔黑龍江湯原縣，同年10月，中共領導的湯原游擊隊成立。18歲的王鈞在聽聞貨郎有關游擊隊抗日的消息，便下定決心尋找並加入了由中共黨員李兆麟所領導的湯原游擊隊。「怎麼才能打鬼子？搞槍！」東北抗聯第六軍第十二團政治部主任王鈞之子王可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回憶父親曾多次給他講的游擊隊故事。

「那時候，游擊隊總共才40多人，但沒有槍。我父親因頭腦比較靈活，就被派去打日偽據點。」王可立說，「父親他們一行十多人到了據點外，按照之前的分工，六七名隊員扮成農民與據點附近的商家討價還價，另外三五個人背着糞筐在周圍裝作拾糞。」

王鈞和隊友翁大成看準時機，靠近哨兵迅速掏出匕首下了哨兵的武器，帶頭衝入了院內。「翁大成有一個機槍消焰器，他把這個插在步槍槍管上捅進窗戶。」王可立說，先前進院的隊員衝進屋內大喝，「不許動，你們都是中國人，好好把槍交給咱們，要動，咱這傢伙不客氣。」偽軍們順隊員手指方向看到窗欞上架的「機槍」，乖乖繳了械。「他們想不到，也不敢賭窗外是不是真的有機槍。」王可立大笑說，父親過往講起這段故事，總會說這次行動為抗聯第六軍打下了基礎。

聯合綠林與東北軍抗日

1932年8月中旬，中共黨員張甲洲和趙尚志決定率巴彥游擊隊（見表）聯合其他反日武裝共同攻佔黑龍江巴彥縣城。當時東北軍馬占山部主力已轉移至陝北府谷縣哈拉寨鎮，但仍有部分人馬留守游擊。其中馬占山舊部才鴻猷團在巴彥、呼蘭一帶有約300人。另有一號為「綠林好」的「好漢」也有一支200餘人武裝。經張甲洲和趙尚志的說服教育，才鴻猷與「綠林好」同意聯合抗日，三方約定在8月30日以頭遍雞叫為號，共同行動。是役從黎明激戰至天亮，駐守在城東北部的偽自衛團營長被擊斃，偽縣長化裝從北城壕狼狽逃跑時被俘。游擊隊隨即展開抗日宣傳工作。他們沿街撒傳單，寫標語，組織講演團，並提出「聯合起來，剷除漢奸」、「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團結起來，驅逐日本鬼子出東北」等口號。同時還打開偽縣公署內務局長曹俊義家的糧倉，賑濟貧民。由於游擊隊的政治宣傳工作跟得緊，行動深得人心，所以城內的青壯年紛紛要求參加抗日，使游擊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日刊稱中共掌握東北抗日領導權

日本《外事警察報》在「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一文稱，這些抗日武裝「開始時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與日軍第二師團交戰，受到很大損失，但仍在延吉山間堅持鬥爭，並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日本外事協會於1934年編纂出版的《滿洲帝國總覽》一書稱：中共滿洲省委「依然最主動、積極地領導滿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揮的「由工農兵組成的紅色游擊隊」在東北所有抗日武裝中「最為活躍」、「惡性最大」、「有牢固的組織力、領導力和明確的鬥爭目的，沿用了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游擊戰法」、「特別顯著地增長了其力量」。

上述兩份日軍刊物稱：「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現了共產系部隊的活動。」雖然日軍有針對性進行掃蕩，但始終不能摧毀中共的「核心部隊」，並感嘆，「共產系部隊已經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動的領導權」，是為日本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大障礙」、「最大問題」。

【特稿】中共滿洲特科預警日軍侵華

據學習公社數字圖書館引述《黨史縱橫》「滿洲特科在行動」一文稱，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在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後，回國返滬途經瀋陽曾停留一周。其間傳達了「六大」會議精神以及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詳細地聽取了滿洲省委的工作匯報，並專程到東三省兵工廠進行走訪，接見了兵工廠的黨、團員。在深入了解和掌握相關情況後，周恩來回到上海即開始着手「滿洲特科」的籌建工作。

「對於日本要發動侵略戰爭的警報，提前一個月就發出了，發出這一警報的是滿洲特科。」《遼寧日報》早前引述時瀋陽文物古蹟保護研究中心業務部主任、副研究員張璐採訪說，滿洲特科人員在瀋陽南滿鐵路車站發現異常現象：車站的大倉庫被擴大了許多並用木板圍擋，防止外人窺視。周圍又搭了很多臨時軍用帳篷，及挖了不少掩體。從高處往裏看，發現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軍事訓練。同時，在四平地區也有類似現象，鐵路的給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崗哨。滿洲特科就此得出了結論：「日本人要動手了。」他們向滿洲省委報告了這一情況，還以奉天講武堂教授等人名義將上述情況密呈給奉天省主席臧式毅以提醒當局注意，然而這一重要情報未得到當局應有的重視。

東北淪陷 港胞積極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變後，在張學良不抵抗政策下，東北軍主力整建制撤至山海關內，東三省約3,000萬百姓和相當於三個日本國面積的沃土淪於日治。香港各界積極舉辦籌款與救援活動。工商界、同鄉會、學界紛紛發起「東北救亡」義演、義賣、捐款，支援難民與前線抗戰。部分團體還組織赴內地的慰問團。針對日軍的暴行，香港報章連日刊登前線戰況、評論社論，譴責日軍侵略。而以馬占山、馮占海為首的原東北軍愛國官兵的奮起反抗打響了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戰。

「江橋抗戰是東北民眾自發抵抗的第一戰，它向世界宣告，中國人絕不會屈服於侵略。」齊齊哈爾市政協文史研究員張港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總兵力約為 26 萬人。但由於中原大戰與石友三叛亂，先後有約12 萬人入關，導致東北境內僅剩約14萬人。聽聞「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任命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兼軍事總指揮。

抗日第一戰硬撼日軍

1931年10月，日軍連克遼、吉兩省進逼黑龍江。11月4日日軍嫩江支隊先遣隊向中國軍隊陣地進攻遭馬占山部擊退。下午日軍又集結4,000餘人再次發動進攻並一度突入江橋左翼陣地。中國守軍與日軍展開白刃戰。日軍不敵撤向江岸又遭到預伏守軍截擊，日援軍也遭守軍騎兵夾擊被迫退回。及夜，日軍又偷襲再遭伏擊，是日中國軍隊以300餘人代價換取日偽1,000餘人傷亡，及擊落日機一架。然而隨着日軍的不斷增援，孤軍奮戰的中國守軍也慢慢陷入劣勢，最終於11月18日被迫撤退。

港報連日報道江橋戰役

儘管此役最終失敗，仍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鬥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翻閱1931年舊報發現，遠在香港的《工商晚報》等媒體，竟連日報道是役戰況，發出「此為九一八以來我軍抗倭之始，雖寡不敵眾，尚能奮勇迎敵，可嘉也」、「馬軍長不計成敗，惟以寸土必爭，堪作全國將士楷模」的感嘆。

馮占海也是積極抗日的東北軍將領，1931年9月率部於老營盤鎮誓師，向吉林省各界發出抗日通電。此後，馮占海收編了宮長海、姚秉乾等抗日義勇軍，擁15,000餘眾。之後又聯合東北軍將領李杜、趙毅、邢占清等人成立吉林自衛軍，以哈爾濱保衛戰、雙城阻擊戰、桶子溝救援戰等大小戰役給日偽軍沉重打擊。

如今的江橋鎮，車流如梭，一派安寧。齊齊哈爾市泰來縣江橋蒙古族鎮黨委委員姜崇鳳感慨道：「江橋抗戰喚起了中華民族空前的抗日熱情，東北民眾不畏強敵的精神，至今仍激勵着我們。」站在紀念園遠眺，殘存的舊橋墩與嶄新的平齊鐵路嫩江橋平行矗立，一列滿載貨物的列車正從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駛過。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聲，彷彿94年前那些誓死不退的腳步。

【話你知】從游擊隊到抗日聯軍

1927年4月，中共於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召集東北代表討論東北問題，會議認為東北地區戰略地位重要，且帝國主義（尤其日本）滲透嚴重，急需建立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同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派順直（即順天與直隸，編者註）省委組織部長陳為人赴東北籌建滿洲省委。

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在1935年初刊載的「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一文稱：中共滿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發出《對時局的宣言》，號召「收回旅大、滿鐵及一切礦山森林」，「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將日本軍警驅逐出境」。

深入敵佔區組建抗日武裝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東北易幟」。日本認為此威脅日佔東北利益，遂加強於東北的情報活動，並積極演習與擴建鐵路加快侵華部署。據《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一書介紹，1931年6月，日本參謀本部就制定了《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明確計劃在一年內侵佔中國東北，並命令關東軍執行。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地區平民、警察和東北軍部分愛國官兵甚至於綠林豪傑均紛紛組成義勇軍、救國軍、自衛隊等抗日武裝。至1932年夏秋，相關抗日武裝部隊發展達鼎盛時期，總人數約30萬。

據中共史料記載，幾乎在同一時期，趙尚志、楊靖宇、趙一曼等中共黨員亦先後進入東北地區，組織和指揮抗日武裝對日作戰。但這一時期的抗日武裝多為地方性，存在分散作戰、協同較少、番號不統一等問題。

1933年秋，中共將所領導的抗日武裝改編為「人民革命軍」，建立紅色政權並增強了與其他抗日武裝統一戰線工作。改編後的抗日武裝採取破壞鐵路、襲擊日軍據點、建立根據地等游擊戰術等方式，令侵華日軍疲於應對。

在中共持續推動下，原本分散於各地的各路抗日武裝逐步整合，1934年正式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進一步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下轄11個軍，高峰期約四五萬人。

（來源：香港文匯報A08：要聞 202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