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魯鄭
特朗普重返白宮不過半年，中美雙方已經激烈碰撞，史詩般過招。雖然從戰略層面講，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挑戰者，試圖遏制。中國則力圖跨越民族偉大復興過程最大的障礙。但在戰術層面，由於特朗普個人特質和第二任期的新變化，使得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戰略競爭層級下降、領域更窄，更不具致命性，妥協空間更大。所以儘管從中美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徹底確立美國對華遏制政策，但現在中美有可能進入相對緩和的時期。
特朗普身為商人，有兩大性格特質：一是經濟利益至上；二是喜歡單打獨鬥。在他看來一對一博弈簡單明瞭、高效，更能發揮美國實力上的優勢。
從中美關係來看，這有以下後果。
一是雙方對抗主要在經濟領域。經濟一向不是零和博弈，只是贏多贏少的問題。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中美貿易戰仍能達成妥協協議。現在雙方關稅戰短暫激烈交手後又進入了一個平緩的討價還價階段。更何況經濟是中國所有牌當中最具優勢的牌，進退迴旋餘地更大。像中國用稀土迫使美國不得不迅速讓步就是如此：不僅暫停關稅戰，還一再取消或放寬對先進芯片的出口限制。
二是特朗普是以經濟眼光看待所有國家和國際事務，經濟和地緣政治、價值觀脫鈎，敵我不分，根本無視盟友和地緣政治。
因此它的歐亞盟友受到了和中國一樣的無差別待遇。而與美國的關稅博弈成為各國首要事項，而不是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像美國最需要的亞洲盟友和拉攏對象：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越南，都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仍無法避免高關稅。拜登時期費盡心機和成本建立的盟友體系基本上失去了作用。
所以中美4月份爆發激烈關稅戰之時，沒有一個盟友站到美國一邊，而且很多盟友還得轉向中國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由此和美國相關的第三方衝突也在下降，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減少。現在不會出現拜登時期「聯合」歐洲制裁中國，迫使中國反擊，中歐關係迅速逆轉的事件了。目前被徵收50%高關稅的印度也明顯改善和中國的關係，莫迪總理也將七年來首次訪華。
價值觀雖屬於軟實力，但它和經濟議題不同的是難以妥協。如果一方挑起價值觀之爭，往往無法兼容，難以並存，屬於零和博弈。拜登時期也以此作為劃分陣營的工具。但在特朗普時代，價值觀之爭不復存在。
簡言之，特朗普的商人特質，決定了中美全面戰略博弈降格為經濟競爭。無法妥協的安全、價值觀、地緣政治和國際權力的競爭被邊緣化。衝突面變窄，惡性程度大幅下降。
特朗普商人特質不是其第二任期才有的，但何以在第一任期中美關係一再發生惡性事件，雙方關係急劇惡化。但第二個任期可能完全不同呢？
第一，特朗普終於擺脫建制派對他的一切限制，所有人都以他馬首是瞻，他能夠不折不扣地貫徹他的治國理念。
這對中美關係的意義在於，中美博弈大概率會停留在特朗普追求的層面上，而不會被對華強硬的建制派所綁架，並利用特朗普第一任期對體制的陌生和無法掌控全局的弱點上下其手。例如孟晚舟事件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嚴重影響中美關係的惡性事件，而且是在中美元首會晤時發生的。雙方為此進行了高強度對抗。但這件事是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為代表的建制派所為，不僅激化中美競爭，還要破壞中加關係，特朗普本人對此事並不知情。博爾頓在事件發生後不久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這一點，並說這並非例外。
現在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一向持激烈的反華立場，而且意識形態色彩濃厚，並因此被中國制裁。但他被提名國務卿之後表示：「總統制訂外交政策，我們國務院的工作就是執行它。」迄今為止他也一直緊跟着特朗普，絲毫沒有逾越。這和第一任期立場迥異的蒂勒森（支持自由貿易）、強勢鷹派的蓬佩奧（主張外部干涉）兩位國務卿非常不同。蒂勒森成為美國1945年以來第一位被解職的國務卿，蓬佩奧則在第二任期被棄用，也被特朗普撤銷安全保護。
應該說，特朗普在熟悉體制和擁有班底之後，其用人確有特別之處。例如擔任最重要職務的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魯比奧都非「根正苗紅」，此前都有強烈反特朗普的前科。但特朗普反而予以重用，當然除了可以顯示他的「偉大正確」和高度的人格感染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深諳人性：越是反對過自己的人，越是要更加強烈的表現出忠心，越是要積極表現，比自己人更放心、更好用。
對俄關係也如此。雖然特朗普親俄，但在第一任期他無法掌控共和黨，國會兩黨共同高票通過對俄羅斯制裁法案，他無法否決也只能簽署。第二個任期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了。
第二，特朗普不能再連任，因此對影響他執政的突發國際性事件容忍度上升。例如他第一任期發生新冠疫情。雖然隨着人類對大自然影響力度的擴大，幾年一次的未知疫情傳染病爆發已經是常態。但新冠疫情發生時美國進入選舉季，這被特朗普視為影響選舉的重大事件，也成為他第一任期另一起嚴重惡化中美關係的事件。現在這潛在的風險也不存在了。再加上特朗普已經不是政治素人，也具備基本的應對危機的能力。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中美關係在特朗普2.0時代將會處於階段性穩定狀態。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0：評論 2025/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