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曉琳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邁向第六年，在「硬聯通」基礎設施陸續落成之際，「軟聯通」的制度型開放已成為深度融合的關鍵戰場。當前國際政經格局劇烈震盪，大灣區作為國家「雙循環」戰略支點，其規則銜接的深度與廣度，直接關乎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成色。本文聚焦三大核心矛盾，剖析制度型開放進程中的深水區挑戰。
問題一：在複雜多變的環球局勢之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何配合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各種促成或妨礙目標實現的因素是什麽？這些因素之中，有否對大灣區發展起關鍵影響力的積極因素？ 放眼未來，這些關鍵因素，如何塑造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區、各領域的長遠發展？
妨礙的關鍵變量包括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在中美友好的年代，粵港澳大灣區中最為國際化的城市香港可謂如魚得水、左右逢源，而今中美交惡，香港則左右為難。當英美等國家認為香港急速內地化而疏遠時，香港的特有作用便難以展其所長，其過往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也成疑問，香港須全盤反思，並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機遇中檢討強弱機危，以求突破。
促成的關鍵變量包括綠色因素、科技因素。舉例而言，在金融科技跨境測試領域，香港與深圳的「金融科技跨境沙箱」允許企業在大灣區內測試跨境金融產品（如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通過技術驗證倒推監管規則適配。在智能海關與物流監管領域，應用AI圖像識別（如深圳海關的「智慧旅檢」）和物聯網技術，實現跨境商品全鏈條追蹤，壓縮通關時間的同時強化風險管控。這些關鍵變量，都將傳統的監管升級為重構大灣區跨境治理規則的核心變數。
問題二：規則銜接的「玻璃天花板」現象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主要職責之一是成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高地，雙循環戰略節點。要做到這一點，僅有要素流動性開放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標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推進更多領域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的制度型開放。
宏觀層面，大灣區在規則銜接方面的進展？存在的問題？及背後深層次原因？微觀層面，在科研合作、科技成果產業化、專業服務（會計、法律、建造、醫療等）、金融、教育合作、跨境通關、醫療衞生、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等領域存在的制度性壁壘。需要結合原因分析，哪些方面是可以銜接對接的，哪些是難以銜接對接的，目的是客觀、清醒、準確認識問題。
宏觀層面，大灣區雖已建立「粵港澳三地規則對接工作清單」，但在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差異度、知識產權跨境保護效力、數據跨境流動白名單等關鍵領域，仍存在「名義開放而實質受限」的困境。以跨境數據流動為例，儘管《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已實施，但醫療、金融等敏感領域的數據「過河」仍面臨「一事一議」的審批瓶頸。
深層矛盾在於法系差異的制度成本：普通法系（港澳）與大陸法系（廣東）在契約精神、監管理念上的分野，使「一線放開」與「二線管住」的平衡點難以錨定。例如港澳工程師在內地執業，需通過資歷認證、繼續教育等「二次規訓」，實質構成專業服務流動的隱形門檻。
問題三：誰來管？
目前中央層面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建設小組，廣東省以及廣州、深圳等都成立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香港、澳門特區政府也組建了相應的辦公室。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仍然缺少一個涵蓋香港、澳門以及廣東省在內的實體機構負責粵港澳大灣區的日常工作，缺乏一個常態化的協調機制，就協同發展中遇到的障礙拿出解決方案。大灣區的藍圖已經繪就，目前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施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執行機構實體化不足的核心痛點，導致跨區域協調效率低下、政策落地緩慢。目前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中央層面）及各地專責小組屬於議事協調機構，無獨立編制和常設辦公團隊，依賴臨時抽調人員運作。根據香港發展局2023年資料，廣深港澳四地跨境基建項目審批需經12個部門會簽，平均耗時18個月。
從全球主要灣區的發展經驗來看，實體化的協調機構在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着關鍵作用。例如，紐約灣區通過設立區域規劃協會（RPA），並賦予其土地規劃否決權，有效控制了都市圈的無序擴張，確保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東京灣區則依託首都圈整備委員會，採用中央直接派駐+地方聯合決策的模式，成功建成了全球最密集的軌道交通網絡，極大提升了區域通勤效率。而歐盟的經驗更為深遠，其歐洲委員會作為超國家實體，擁有立法權、司法權和預算分配權，最終推動實現了關稅同盟與統一市場，為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
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共同規律：成功的灣區協調機構必須具備法定地位、財政自主和仲裁權力三大核心要素。只有通過法律明確授權、獨立財政支援，並具備跨區域爭議裁決能力，才能真正打破行政壁壘，推動大灣區的高效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可借鑒這些國際經驗，結合自身特點，構建更具執行力的實體化治理機構，以加速區域融合進程。
面對這些結構性矛盾，大灣區需要超越「求同存異」的舊思維，轉向制度創新的第三條路。大灣區的深層次融合，實質是一場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成熟度的壓力測試。唯有直面這些「成長的煩惱」，才能真正鍛造出具有全球話語權的「中國式現代化」區域範本。
（作者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