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奇淵
全球經濟的碎片化不僅表現為貿易和投資聯繫減弱，還可能在制度與結構層面呈現新的演化形態。對於各國政府和企業而言，如何在不同規則圈和網絡之間保持靈活性與迴旋空間，將成為未來經濟外交的重要考量。
近期筆者與美國企業高管進行交流，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首先，重要企業轉向了「最小化成本」（Bare Minimum）的戰略，即通過最小化成本來應對不確定性。由於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關稅政策的多變性，跨國公司很難基於這些政策做出長期規劃，因為新制定的方案很快就會變得不再適用。這個問題不僅困擾美國企業，也對其他跨國公司造成了影響。
儘管如此，跨國公司仍需及時響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變化。因此，「以最小成本」應對不確定性成為指導思想。例如，如果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尚未完成清關，可以暫存在保稅區，等待關稅變化後再看情況處理。如果從中國進口不划算了，可以考慮先從其他國家尋找替代來源。而在所有「最低成本」的應對措施中，給予口頭支持肯定是最經濟的做法。過去半年，不僅是美國，甚至其他國家的著名企業家紛紛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表達了滿滿的敬意、讚美和口頭支持。
貿易協定 有口惠實不至
其次，美國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可能「內增外減」。即，一方面增加「在美國、為美國」的國內生產投資，減少進口。美國進口的有效平均關稅率已經超過18%左右，達到1930年中期以來的最高值，這使得在美國國內生產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尤其是考慮到近期美元指數也從峰值貶值了10%以上。
另一方面是減少「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投資。雖然在美國國內生產、銷售更加有利可圖，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卻仍沒有競爭力，甚至競爭力還可能下降了。因為美國的進口當中，約有一半是中間品、資本品，「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過程要使用這些進口品作為投入。甚至有的生產過程需要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來回穿梭完成，這時候關稅將反覆累加。
上述兩個變化的含義很明顯。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做法將減少美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同時面向國內循環的投資則可能增加。這種「內增外減」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內顧傾向：增加「在美國、為美國」的生產投資將減少進口，而減少「在美國、為世界」的生產投資將使出口下降。最後就是美國的對外投資會減少，同時進口、出口也會減少。
在特朗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之下，「最小化成本」不僅僅是跨國公司的戰略，一些國家也在採取國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戰略，即投入最小的真實資源、付出最小的經濟成本，以換取當下的安全感與談判籌碼，同時盡量保留後路。
例如，在輿論與姿態上的低成本配合。在雙邊會晤中，一些國家（包括歐盟）領導人公開稱讚特朗普的領導力、願景、談判風格等，有的國家領導人推薦特朗普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在經濟上沒有成本，卻能立刻換來氛圍的改善。送禮式交易比口頭稱讚更實際，比如贈送客機、安排盛大的歡迎儀式等等。再如，高調承諾巨額投資。有些國家在雙邊交易中，高調宣布計劃向美國投資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這類數字聽上去驚人，但大多只是非約束性的意向投資。
政策目標 太分散難聚焦
國家版的「最小化成本」戰略會帶來什麼結果呢？我們看到，繼美國與英國達成首個交易之後，美國又與越南、日本、歐盟、印尼、菲律賓等國家達成了貿易與投資交易，與更多國家還在談判當中。這些雙邊交易多有提及對「繞道貿易」的限制，針對中國的用心一目了然。但是，國家版的「最小成本化」決定了這些交易難以孤立中國：
「繞道貿易」政策語焉不詳。特朗普的慣常做法是：先設定關稅大棒進行施壓，然後與夥伴簽署「框架性協議」，一方面是早期收穫，另一方面暫避衝擊，至於細節和實質內容後面再談。這就給其他國家的「最小化成本」戰略提供了空間，在「繞道貿易」領域也存在這種空間。
與美國簽署交易（deal）的收益有不確定性。特朗普無法給出可置信的承諾，這決定了其他國家不能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完全寄託給這一紙交易，如果真正限制了「繞道貿易」、觸及了中國利益，則不可逆的現實成本將大幅馬上兌現。「最小化成本」戰略的精髓在於，先最小化經濟成本，爭取時間、保持靈活性，避免在短期內投入不可逆的實際資產。
另有兩個重要原因，也導致美國難以孤立中國：
其一，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是對整個全球秩序的不滿，不僅僅針對中國。特朗普認為美國向全世界提供了太多免費或低成本的公共產品，這些國家也搭了美國的便車。回顧過去這些年，拜登政府全力聯合盟友來孤立中國都未曾實現目標，更何況特朗普政府的目標分散而缺乏聚焦。
其二，美國對中國的關稅難以過高，對其他國家的關稅也難以太低。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目標有兩個：創造新的財政收入來源；推動製造業回流。因此，在此背景下：
對中國關稅難以過高。關稅率的高低與財政收入是倒U型曲線關稅，開始時隨着關稅率的提高，關稅收入會上升，但是關稅率過高則貿易、稅基將趨於消失，反而無法獲得關稅收入——這也是5月12日中美達成和解，並發布「日內瓦公告」的背景之一——當然美國願意與中國共同大幅調降關稅，也和兩國經貿領域深度依存有關。
對其他國家關稅難以太低。為了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實現國家安全，特朗普政府必須要對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廣泛徵收可觀的關稅。否則，如果製造業只是從中國轉而流向其他國家，這也同樣無法實現「美國再次偉大」（MAGA），因此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初衷也無法聚焦於孤立中國。自對等關稅推出，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率已經升至18%左右，達到1930年中期以來最高水平，而在「對等關稅」出台之前該關稅率僅為略高於3%的水平。
全球經濟 區域性碎片化
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20世紀9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Bhagwati）提出了「意大利碗麵式全球化」，即以大量雙邊與區域協定的交織重疊為特徵的全球化，但這些不同的麵條仍然蜿蜒交錯在WTO多邊框架這個大碗之內。
相比於過去的「意大利碗麵式全球化」，今天我們面臨更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和更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全球經濟碎片化趨勢可能正在向着更具封閉性、分化特徵的方向升級。筆者提出以下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以稱之為「關係化的麵條碗」。其核心特徵是，原有的雙邊、區域協定網絡依然存在，但在地緣政治和產業安全的推動下，原有的麵條碗上面疊加了多個功能性、議題型的合作關係網。這些網絡不僅調整關稅，還規定了技術標準、數據流動、產業補貼等非關稅壁壘，將使得協議的排他性顯著增強。結果是，全球貿易體系不再只是「規則重疊」，而是形成一個個彼此相連、但又邊界分明的多層網絡，企業在跨區域布局時必須同時滿足多重合規要求，經營成本與決策複雜性大幅上升。
第二種，是「多鍋分灶型全球化」。在這一格局下，世界經濟被分割為若干個相對封閉的「規則圈」或「經貿鍋」，每個圈內部實現高度一體化，但圈與圈之間的互通性明顯降低，跨圈貿易的成本與障礙顯著上升。這種結構與意大利麵碗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雜亂交織、彼此纏繞的規則關係，而多鍋分灶則是規則圈之間的低互通、甚至完全隔離。結果是，全球價值鏈將更趨區域化和本地化，跨區域的生產分工和投資流動將被削弱，全球化的密度下降。
上述兩種趨勢可能並行存在：在某些領域和地區，關係化的麵條碗將導致規則更加密集、交織複雜；而在另一些地緣政治敏感或戰略競爭領域，多鍋分灶則會讓規則圈彼此隔離。二者共同作用，將推動全球化進入一個既不完全割裂，也不完全一體化的中間狀態——碎片化的全球經濟網絡。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大公報B3：經濟 2025/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