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孫志）8月13日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的紀念日，同時是《大公報》香港版創刊紀念日。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向駐守在閘北寶山路及八字橋的中國保安部隊發起了進攻，「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一年後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編號繼滬版。這張始於津門的報紙，由於抗戰義不受辱，絕不投降，不斷南下，幾經播遷，落腳於香港，自此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香港《大公報》記錄了香港的發展與變遷。香港《大公報》秉持「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始終為國家的發展進步和香港的繁榮穩定鼓與呼。
抗戰全面爆發，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大公報》上海版在社評《不投降論》表達了大公報人對國家的誠摯情感：「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胡政之親自領導 在港創設基業
此後，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和重慶版，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仍獲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誓言不在日寇佔領下出報的報館一個接一個被委棄。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大公報》共赴國難，曾歷經六次播遷。胡政之審時度勢，做出在香港開創一方天地的決定。因為，無論是從國家民族利益着想，還是從報館自身發展來講，他都必須另闢蹊徑，創建新的基業。
據《〈大公報〉百年史》記述，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交通阻隔，《大公報》有一批從國外訂購的卷筒白紙積壓在廣州、香港。於是，胡政之派張蓬舟南下香港，一方面負責卷筒紙的轉運，一方面順便了解香港中文報紙的發行情況。張蓬舟到港後，很快完成了胡政之交辦的任務。不久，胡政之、張季鸞相繼飛港進行實地考察，並對在港辦報的可能性予以了論證：香港地處南疆，環境生疏，適應困難，營業上沒有把握，虧損在所難免；但它屬英國統治，只要英、日不宣戰，香港暫時會是一塊淨土。斟酌再三，胡政之、張季鸞最終還是決定在香港創建《大公報》新的基業。決策之後，張蓬舟留港着手港館的籌備工作。
上海抗戰一周年 港版面世
根據胡政之的要求，張蓬舟首先辦理了立案手續，然後租定了館所。但由於受到英國法律的牽絆，籌備工作進展仍較遲緩。1938年3月，胡政之率領楊曆樵、李純青等人趕赴香港，親自領導港館的建設。
1938年8月13日，即上海抗戰一周年紀念日，《大公報》香港版終於與港粵人士見面了，編號繼滬版。當日出版八個版，港館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33號三樓。人員設置為：胡政之主事，許萱伯任經理兼編輯主任，楊曆樵任翻譯主任，李純青任日文翻譯兼寫社評，蕭乾任副刊主編。
在當日社評《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中指出，「我們是天津報。十幾年來，南華同胞，本來給過我們不少的援助。民二五，北方外患日急，我們移總公司於上海，發行上海版。去年盧溝橋之變後，平津淪陷，我們義不受辱，天津報自動停刊……上海報則撐持至滬市淪陷以後，終因拒絕非法檢查而停刊。這是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社評續指出發刊香港版的原因，「自今天起，我們兼發行香港版。此事籌備，已歷數月，今天纔得與粵港同胞相見。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華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粵港同業的隊伍裏面來，想特別對於港粵及兩廣各地的同胞，與南洋僑胞，服務效勞，做一點言論工作……倘承各界同胞鼓勵着，教導着，使本報在南華全體同胞為國奮鬥的偉大過程中，能盡一點力，能留一點印象，我們就不勝光榮之至了。」
另一篇題為《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評呼籲：「大家今後，要更團結，更犧牲，更勤奮工作。一年來我們百萬戰士以流血得來的新中國的基礎與榮譽，要靠全體同胞，以血，以汗，以團結精神，以組織力量，繼續保持，以求最後勝利！而我們必須這樣，纔對得起殉國英靈，也纔不算虛度今天八一三的偉大紀念！」
廣納人才 擴大海外影響
《大公報》香港版初創時，胡政之千方百計地網羅人才，為《大公報》香港版組建隊伍。他一方面從各處召回金誠夫、徐鑄成、章丹楓、許君遠、蔣蔭恩、曹世瑛等舊部，一方面吸收李俠文、馬廷棟、楊剛等新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港館骨幹，為《大公報》在香港的早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金誠夫和徐鑄成兩人分別任經理和編輯主任。張季鸞每年總要住港數月，指點言論，襄贊館務。《大公報》香港版每天出兩大張共8個版，後來又增出《大公晚報》，每天午後亦出兩大張。為了節省開支，1940年胡政之又決定將報館從熱鬧的皇后大道中搬至利源東街一幢三層的陳舊木房裏。
可以說，港館的創設對於《大公報》甚至對於整個中國報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首先，在港館的創設過程中，組建了一支可貴的隊伍，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報人。其次，港館的創設擴大了《大公報》在海外的影響，正如金誠夫在回憶中所說：「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大公報》港版的直接訂戶。這種情況，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
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方漢奇在《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一文指出，不論是內地的那一攤，還是香港的這一攤，都是1902年創刊的《大公報》事業的繼承者，都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她們的每一份業績，都是整個《大公報》業績的組成部分，都將載入《大公報》百年史的史冊。
香港淪陷毅然停刊 與讀者「在黎明時相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2日日軍侵佔九龍，《大公報》香港版於13日出版後停刊，終刊號社評《暫別讀者》引文天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詩句慨然自勵，宣稱「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和親愛的讀者們，在黎明時相見！」
損失資產「二百萬以上」
1942年2月19日，《大公報》桂、渝兩版同時刊登《本報港版停刊經過》，表達了港版誓與祖國同命運的決心：「我們明知港館必遭毀滅，而不能不忍受犧牲，支撐到底……本報的資產損失，則達二百萬以上。」
抗戰勝利後的1948年春，胡政之率費彝民、李俠文等人赴港籌備復刊《大公報》港版。1948年3月15日，《大公報》香港版正式復刊。復刊號報頭下印有「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四號」，費彝民為經理，李俠文為編輯主任。香港《大公報》繼承英斂之時期以來《大公報》的愛國傳統，使《大公報》愛國思想的這條主線，一直延續至今。
《大公報港版復刊辭》回顧艱辛歷程，並坦陳復刊的意圖：「我們在八年抗戰中，事業由黃河而到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團體行動，不知道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還是本着書生以文章報國的本心，恢復港版，想要利用經濟比較安定的環境，加強我們為國家民族服務。」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起始於1938年8月13日，中間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一度停刊。1948年3月15日復刊後，除了被港英當局被迫停過一段很短時間外，沒有中斷地連續出版至今，是各版《大公報》中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
揚威海外：獲密蘇里新聞獎 嘉許不勝不止精神
重慶、香港和桂林堅持出版之時，美國密蘇里大學鑒於《大公報》的出色表現，決定授予《大公報》1941年度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章。這不僅是對《大公報》的褒獎，也是中國報界的一項殊榮。
5月15日，密蘇里獎章頒授日，《大公報》渝、港、桂三館都充滿了喜慶的氣氛。《大公報》以其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和堅定不移的愛國立場為中國報紙在世界上贏得了榮耀。大公報的版面上也洋溢着喜慶，除了刊登賀電、賀信外，重慶、香港、桂林三版都發表了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贈予《大公報》的《獎狀全文》：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該報自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持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持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曾遇經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該報之機器及內部人員，曾不顧重大之困難，自津遷滬抵漢以至渝港兩地，實具有異常之勇氣機智及魅力。該報能在防空洞中繼續出版，在長時期中間僅停刊數日，實見有非常之精神與決心，其能不顧敵機不斷轟炸，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在這場付出巨大犧牲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大公報》和大公報人義無反顧地成為「百折不撓地的主戰派」，用風骨和氣節，「不勝不止」，打到「日本投降矣」！新記《大公報》同時為百年報業開闢出一條「新路徑」，1941年5月獲得世界性的榮譽，把「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的精神品格堅持到底。
（來源：大公報A8：內地 2025/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