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歷史經驗表明，不少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到國內因素的影響，甚至可以視為國內政治的延伸。不論那個國家的統治者以任何方式產生，他們的外交政策都會優先照顧其國內的主要支持者、屈服於國內的一些強大勢力或者嚴肅考慮國內的民意和輿論。以此之故，一些國家會因為國內因素而採取不理性、錯誤，甚至災難性的外交政策。今天，美國縱容和支持以色列在加沙製造人道災難與美國的猶太勢力強橫有莫大關係，而美國此舉卻使得美國在國際社會備受譴責和孤立，並令其「軟實力」蕩然無存。美國對華的不理智、損害其根本利益的遏制政策其實也與其國內政治有莫大關係。
近年來，美國學術界對「中國為何失去美國」進行了一些討論，相關比較重要的著作是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曾任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過度擴張：中國如何破壞和平崛起》（2022）（Overreach：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打破接觸：中國如何贏得與失去美國》（2025）（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他們的基本看法是由於中國在過去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觸犯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導致美國朝野對中國失望、懊惱和憤怒，從而在美國國內產生了一股巨大的主張與中國減少或者終止接觸、對話和交往的「反接觸聯盟」（Disengagement Coalition）、並以遏制和孤立中國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時至今天，那些過去曾經長期左右美國對華政策的「接觸聯盟」（Engagement Coalition）已經潰不成軍，並成為了一股被邊緣化了的微弱政治力量。本質上，這種論斷是用外部因素來解釋中美關係的惡化。因此，中國成了中美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而只有在中國改弦易轍、重歸正道後中美關係才有改善的可能。
沈大偉認為，導致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不斷希望塑造和改變中國，促使其走向現代化和自由化方向。如果中國依照美國的意向行事，則中美關係便會良好，不然的話，美國會感到失望和挫敗，而兩國之間便會出現矛盾和衝突。沈大偉批評中國在過去十多年銳意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等表現，造成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頗為負面。美國各界包括政客、學者、知識分子、政策研究者、非政府組織成員、人權分子、環保人士、新聞從業員、法律界人士、傳教士、國家安全專家等都對中國懷有不同程度的敵意。
謝淑麗的看法亦大致相同。她認為中國不自量力地在經濟上、科技上和軍事上不斷擴張，蓄意挑戰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和利益，致使中美兩國陷入新冷戰的漩渦之中。她甚至認為中國的「威權」政治體制導致中國的和平崛起過程「脫軌」，讓中國成為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威脅」，也讓中國「失去了美國」。
雖然沈大偉或謝淑麗等「中國問題專家」都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丕變來源於美國國內出現反華情緒和力量，但他們卻將之歸咎中國這個「外來」因素。雖然他們在若干程度批評美國在中美交惡上也有一定責任和失誤，但他們始終認為主要責任在中國一方。過去，那些「中國問題專家」大體上都倡議和支持美國與中國交往與接觸，但今天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已經與那些對華超級鷹派沆瀣一氣，支持對華遏制，並強硬應對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威脅。
這些對中國的各種批評實際上根本沒有道理，反映的是對中國的認知偏頗和錯誤，說到底，他們畢竟都是美國人，是美國利益的捍衛者。
對中國的認知偏頗和錯誤
首先，他們從一開始的出發點就是以美國為主。其幻想中國在美國的教導、幫扶和壓力下會走上西方發展道路，就算不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最低限度也會走向所謂的「自由化」。他們忘記了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連續不斷文明的國家，而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和現實情況與西方又有着巨大差異。中國不可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即便勉強照搬也只會產生「橘化為枳」的不良效果，對中國不利，對世界也不一定有利。所以，無論是歷史、文化和國情都必然會讓中國採納一套有別於西方的發展道路並憑此最終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因此，把中國是否走上西方發展道路和接受其價值觀作為對華政策的準則和前提，根本就是無以復加的戰略錯誤和狂妄的傲慢和自負。
第二，隨着中國的高速和不斷崛起，中國的利益也必然在地理上和數量上越來越多和複雜，而中國也就越來越有能力和底氣捍衛其利益。中國早就明確宣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中國結束分裂、完成統一乃必然和正義之舉，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美國不能觸碰的紅線，因此中國不能接受美國對中國「挑釁」或「侵略」台灣的指控，更不能容忍美國繼續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威脅會協防台灣。事實上，美國早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又沒有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指控絕不合理。
中國也老早宣布了對南海的主權。不過，過去中國缺乏真正在南海行使主權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力量，所以才讓其他國家在南海非法開採資源和在軍事上挑釁。今天，中國在南海的行為其實是在維護中國的主權和權益，並非是中國在南海「非法」擴張。此外，中國的崛起和發展讓中國的利益遍布全球，無遠弗屆，中國確實需要建設龐大的軍事力量來保護中國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和人員安全。中國也必然會通過外交、經濟與文化手段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朋友和合作夥伴。凡此種種，都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的自然之舉。即使這會讓中美在利益方面的摩擦增加，彼此也應該是通過務實手段來處理。
第三，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積極參與了美國構建和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從中受惠。與此同時，美國企業也在中國獲利豐厚，其對華技術轉讓也是為了換取更大的市場。對於中國竊取美國高科技的指控也是誇大其詞。不過，中國與眾多全球南方的國家也清楚明白，這個國際秩序從來都是主要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對其他國家並不公平、平等和合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其近著作《到自由之路》（2024）（The Road to Freedom）中清晰指出無論在貿易、投資、農業補貼、債務處理、紛爭解決等事務上，現有的國際秩序對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極端不公平，嚴重危害其利益和削弱其發展潛力。中國沒有否認對當前的國際秩序的一些不足之處有不滿，也注意到美西方國家自己也在經常違反和破壞其所設立的遊戲規則。中國提出要改善全球治理，並提出自己的主張，目的不是要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讓它更公平和合理、更能夠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和福祉。中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參與組成金磚國家等，就是要對何謂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發揮示範作用，並期望在日後重塑國際秩序中擔當領導角色。
第四，作為歷史悠久和擁有燦爛文明的大國，中國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包括對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一套鮮明和獨特的看法。近一兩百年來，中國飽受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因此如何讓中國達至富強、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乃所有中華兒女的夙願和奮鬥目標，從而中國的價值觀也因而與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相契合和相呼應。與西方突出個人權益和價值觀相比，中國人更注重集體安全、團結、發展、利益、政府權威和集中領導。今天，在中國，無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以生存與發展為主軸的人權觀、全過程人民民主等構想都體現了中國的獨特價值觀。
西方制度和種族優越的崩塌
跟美西方不同，中國沒有意圖要出口其價值觀，更不會為了迫使其他國家和民族實行中國的價值觀而大動干戈或者推翻他國政權。中國倡議價值觀多元化的觀點，反對美西方把不同國家的價值觀按照西方價值觀進行等級排列，並不斷詆毀其他國家的價值觀。因此，因為中國沒有奉行西方價值觀而抨擊和遏制中國毫無道理，只能說那是美西方的霸道和自私。
最後，不少中國被美西方攻擊的行為其實是中國對美西方遏制中國的回應和反制。中美兩國自1972年開始逐步走向關係正常化後，中美之間的經貿聯繫越來越密切。美國預期中國在經濟方面會不斷取得進展，而中國也會走向西方式「自由化」和「民主化」。不過，直到最近，美國人不相信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發展會構成對美國任何實質威脅，也不認為中國能夠高速崛起，因此美國可以「放心」專注於歐洲和中東事務，特別是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用兵。到了大概2010年代，美國人才「猛然」警覺中國的崛起已經到了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和利益的威脅。從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或「亞洲再平衡」政策開始，美國便加緊對中國進行軍事、經濟和科技遏制。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後便明確把中國定義為必須遏制的「戰略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自此之後，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越來越全面、激進和無底線。為了應對美國的遏制，中國不得不推行「一帶一路」的「西進」戰略、強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加快軍事力量的建設、開展積極的外交活動和推行以內需、創新、產業升級和科技自主為主軸的發展戰略。然而，這些為了保衛中國安全、發展和利益的舉措，在美國眼中卻變成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行徑，和美國必須聯合其盟友和其他國家進一步遏制和孤立中國的「依據」。因此，單方面指控中國處心積慮要與美國爭霸毫無理由。
其實，造成美國敵視中國的主要因素，並非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對華超級鷹派所言的來自中國的不當行為所引發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反感和敵意，反而是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在美國國內所引發的深層次問題、憂慮和反應。這些美國國內因素嚴重破壞了中美關係，而這些深層次因素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會不斷毒化和危害中美關係。
首先，中國的崛起摧毀了美國人的一些核心認知。美國人一直以來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得到上帝的特殊眷顧、指引人類前行的「燈塔」、「山上的教堂」（chapel on the hill），因此理應成為全球霸主和統領世界。中國的崛起和對美國構成挑戰衝擊了美國人的宗教信仰。他們會這樣想：那些主張唯物論和無神論的中國人在沒有上帝庇佑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取得與美國比肩甚至超越美國的成就？對不少美國人來說，中國的成功動搖了他們是上帝「選民」的信仰。
第二，美國人相信美國的制度和體制無比優越，特別是它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體系。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彰顯了其體制和制度的優勢。中國依靠跟美國截然不同的制度和體制崛起，證明了美國的制度和體制不但不代表所謂「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或者「普世價值」，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制度和體制，起碼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東西。這便讓美國人對其制度和體制的信心動搖。
第三，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度，它必須仰賴一套各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來維繫國家的團結和穩定。隨着少數族裔佔美國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美國出現了文化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和種族摩擦不斷的情況。原來一套來自西歐的價值觀已經難以成為美國信仰的核心。中國的崛起更加劇了美國社會團結性下降的趨勢。越來越多美國人不相信美國原來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是世界各國唯一取勝之道。
第四，以白種人為主體的美國難以接受一個由黃種人組成的中國的崛起的事實。不少美國人認為白種人是人類最優秀的人種，理應成為世界的霸主。中國的崛起嚴重衝擊美國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以此之故，無論在美國或者在歐洲國家，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必須要遏制，否則白種人在全球的優勢難以保存。誠然，美國人甚少公開宣示這個種族觀點，因為這在政治上不正確，但偶爾也會有美國人不避諱而表明其種族歧視立場。在這種種族觀念的影響下，美國難以改變其不惜一切代價遏制中國的戰略。
政客轉移視線樹假想敵人
第五，近二十多年來，美國國內亂象叢生、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愈趨嚴重、美國的相對國力持續下滑、管治失效、黨爭不斷、製造業不振、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驚人、民族和種族矛盾惡化、基礎設施老舊與損壞、不少人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美國國內的種種不滿和怨氣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美國人對美國的制度、執政者和前景悲觀。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美國人對中國的崛起產生焦慮、反感和憤怒，並且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少美國內部問題和危機的來源。這種氛圍成為了美國國內反華情緒暴升的溫床。
最後，對於美國衰落和美國內部的嚴重問題，美國的政治精英根本無能為力。他們一方面相互推諉責任，造成了共和、民主兩黨的殊死博弈，但另方面他們則蓄意把中國描繪為美國問題的「罪魁禍首」，不斷在美國社會挑動反華意識和情緒，目的是要轉移視線，「團結」國民，減少老百姓對他們的責難和怨懟。為了維護美國政治精英的狹隘和險惡利益，抹黑和遏制中國便是很「自然」的行為。
總而言之，美國衰落、中國崛起和美國內部問題嚴重才是美國需要實行遏制中國戰略的最重要原因。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對華超級鷹派卻絕口不提。由於這些原因不但不會在可預見將來緩和，反而會更為尖銳，未來的中美關係難言樂觀。不過，由於長遠而言中國走向富強的趨勢不會改變，美國到了某一個節點會不得不接受自己不但要面對一個能夠與其分庭抗禮、甚至超越自己的中國這個「殘酷」事實，屆時美國才有可能會改弦易轍，放下高傲姿態，從務實角度尋求與中國和平共處，並徹底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痴心妄想。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來源：大公報A10：評論 2025/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