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許棹傑<圖/視頻>）1941年12月25日時任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日軍佔領香港後，為了囚禁大批戰俘及外國僑民，在港九建立五大集中營，包括深水埗集中營（麗閣邨、麗安邨及深水埗公園）、馬頭涌集中營（馬頭涌及馬頭圍邨部分地方）、亞皆老街集中營（香港眼科醫院）、赤柱集中營（聖士提反書院及赤柱監獄外圍）及北角臨時集中營（北角電照街遊樂場至香港海關總部）。

1945年9月下旬，戰敗投降的日軍及家眷被送進深水埗集中營，沿途被香港市民痛罵，有日軍事後回憶表示，看到市民多麼痛恨日軍，就知道無論死多少次也不能洗清所有的罪孽。

有二戰文物收藏家收藏了多封集中營戰俘書信，從中見證日軍的殘暴。

1945年9月下旬，戰敗投降的日軍及家眷被送進深水埗集中營，沿途兩旁的香港市民向已成階下囚的日軍怒罵，部分人向他們怒擲石頭瓦片。憲兵隊的仲山德四郎在他的回憶錄中稱：「日軍在香港做了太多孽，此事看到大家多麼痛恨日軍，無論死多少次也不能洗清所有的罪孽。」

被俘日軍：死多少次也不能洗清罪孽

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前偵緝警署警長、警史專家林建強珍藏多張二戰香港集中營的往來書信，每一封書信，都記錄着當時各國及香港戰俘的悲慘故事，從中見證日軍的殘暴。

林建強指，戰前，英國、俄羅斯、葡萄牙等僑民來港生活，有部分僑民參軍，日軍佔領香港後，將外國僑民全部囚禁入集中營。集中營可以通訊，但只限於明信片般大的書信，只能寫下寥寥幾行字。郵件出營入營必經日軍嚴格審批，獲得通過會蓋上印章「檢閱濟」，即是檢查站，「檢閱濟」印有負責的日兵姓名，然後才交給營中俘虜。所以能夠寄出的書信，已經不敢寫日軍殘暴真相。

一封書信於1944年9月3日由居於銅鑼灣修道院的媽媽，寄給被囚在深水埗戰俘營的兒子Nicholas A.Halfter。Nicholas1938年至1972年任職香港中華電力的俄羅斯裔工程師。他於哈爾濱大學獲取工程學碩士學位後，在香港大學修讀電氣工程博士學位。日軍侵略香港時，他參加香港義勇軍，被囚禁於深水埗戰俘營。

物資短缺 要靠家中寄送支援

該信件的郵寄地址是「PRISONERS-OF-WAR, CAMP'S SHAMSHUIPO」，並蓋上「香港俘虜收容所檢閱閱濟」的印章，信件內容「請定期服用維生素片。總是想着你和你的健康，我們最親愛的，我們都很好。會按照你的要求給你寄鉛筆」下款是其母Mrs.B.Halfter。根據Nicholas的回憶錄，1942年的聖誕節前夕，深水埗集中營許多戰俘因長期營養不良和缺乏維生素而患上了腳氣病和糙皮病。他經常在強制勞動的空檔去總醫院探望生病的朋友和熟人。Nicholas強調那些患糙皮病的戰俘在死前常常精神錯亂，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可見集中營的基本物資短缺，要靠家中寄送支援。

集中營之間亦可互通書信。一封由深水埗戰俘營的Joseph Hefson寄給囚禁在赤柱集中營的太太。「很高興聽到你收到了家裏的消息，等待那一天。」隻言片語流露被囚夫婦倆的相互掛念，及對重獲自由的期盼。另一封囚禁在赤柱集中營的太太Mrs.M.Budden寄給囚禁在深水埗戰俘營的丈夫，從該郵件詳列赤柱集中營地址的座數及房號，反映赤柱集中營囚禁人數不少。

林建強指書信若有敏感內容，例如透露集中營的悲慘生活或管理問題等，會被日軍用黑筆塗遮。一封於1944年1月18日由赤柱集中營的英國人蘇菲，寄給居住在玫瑰崗紅十字會之家的俄羅斯籍母親。女兒在信中透露在集中營要做大量的縫紉工作。當她提及在赤柱營的白沙灣醫院工作的情況，該部分內容被日軍檢查人員刪去，相信是敏感的文字。

前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成員、現任香港海事博物館藏委員會委員高添強表示，深水埗集中營主要囚禁戰俘，亦是日佔期間最大規模的。香港投降後，日本人倉卒將深水埗的軍營改做戰俘營，囚禁約7、8000名戰俘。他指二戰時香港守軍13000人，扣除陣亡，餘下約一萬名守軍，換言之深水埗集中營已囚禁近八成戰俘，赤柱集中營則拘留外籍平民，包括政府官員、企業高層及其家眷，最為人熟知是當時的滙豐總司理祁禮賓。

至於北角集中營戰前是難民營，安置日軍侵華時逃避戰火的內地走難民眾。1945年8月31日英軍重佔香港，九龍半島的日本人、韓國人及台灣人都進入彌敦道的威菲路軍營收容所。解除武裝的日本憲兵及警察也被送進來。

1946年1月13日，大部分日僑日軍，擠上「森姆無懼」（Sam Dauntless）號返回鹿兒島。

篡改歷史|日本新一代竟不知侵華歷史

林建強憶述約6、7年前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的空地做展覽時，一名年約二十多歲日本人參觀時，滿臉疑惑：「我以英文問他對展品的感覺，他說完全不知道這段日軍侵華的歷史，我至今仍記得他很迷惘表情，他不知道日本曾經打過香港。」可見日本篡改歷史的危害。

退休警長變二戰文物收藏家

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前偵緝警署警長林建強，退休後搜購二戰文物研究歷史：「我十多歲時在旺角奶路臣街一間書店，買了本日佔香港時期刊印的高小公民教科書，第一頁是以日本字撰寫的天皇宣言，其他頁才用中文字。」該讀本深深印在他腦海。

林建強對日佔香港的研究情意結，與父親抗日有關。林建強表示其父二十多歲來香港工作，日佔時，林父不想被日本人統治，離港逃亡回鄉，行路回肇慶四會市的家鄉，他生前曾說步行足足三個多月，非常艱辛：「我記得媽媽說當第一眼看見經歷千山萬水回到家鄉的父親，衣衫襤褸，很瘦，他沿途要乞食或做散工換食物」。林父在家鄉康復後，參軍在廣東省一帶抗日，抗戰勝利後林父再回港謀生，自此一家人在港落地生根。

多年來林建強四處搜尋日佔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一紙、一文、一相，從實物探究歷史；了解黑暗歲月的真相。「這場不公義戰爭，日軍是侵略者，以『聖戰』美化，根本是侵略，掠奪，日軍佔領香港是切斷支援內地抗日，這是一段慘痛歷史，我們需要進行反思，加強歷史教育。」

林建強以他珍藏的日佔文物為講座主題，在學校講解香港二戰時期的歷史，教育香港年輕一代認識香港淪陷史，從歷史找到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

日軍打文宣戰 美化侵略暴行

太平洋戰爭日軍攻佔美國英國荷蘭的殖民地，日本政府更製造大量文宣美化戰爭意圖，美其名為「大東亞聖戰」。

日本佔領香港後，一份由日本情報局編輯的雜誌《寫真周報》的內頁，大字標題「春光的香港」，林建強指，日本意在宣傳「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我們現解放香港，恢復東亞民族。」他指着一幅日軍駐崗的市區街道圖，顯示日軍登陸後香港市面秩序井然，居民可以在街上散步，城市面貌不變，店舖照常營業的假象。

另一張是灣仔區照片，印度人照常生活，沒有受到歧視。較細的一幅照片是維港兩岸，相中的海面平靜，船隻在航行。一幅大相是一名日軍站在山頭，俯視山下的平房，有居高臨下之勢；碼頭邊三名日軍荷長槍巡邏的相片，宣傳粉飾日軍管治。

該雜誌版面以這五幅「春光」圖圍繞中心的一段文字，翻譯中文大意指「重生後的香港的治安一日比一日地變得更好。要將香港轉變為大東亞共榮圈重要的一環，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百八十度地改變」，美化日軍侵略。

另一雜誌版頁以五幅高空圖，顯示日軍戰機空襲香港軍事設施、空襲啟德機場的情況，標題「英東亞侵略之牙城突破」。

一幅畫了港九兩岸的水彩畫，繪畫日軍打沉英軍軍艦，港島上空炮火連天，以尖沙咀火車站做前景，整幅畫的文宣訊息是美化日軍的軍事力量。林建強分析繪畫日期正值日軍已攻佔九龍，正進攻香港島，日軍先後派員向港督兩次勸降被拒，日軍開始加大攻勢，所以該幅油畫有制造輿論之意。

香港重光後 集中營劊子手被毆斃

1945年8月，日本終於戰敗投降，同月，由夏慤將軍率領英國的艦隊重回香港，香港宣布重光。

面對受盡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氣，香港市民在光復後表現得十分激動，不少「落單」的日軍及日本人被追逐毆打，更有一些日軍被市民殺死。

根據《香港光復那一天》記載，有市民在電車上發現了日本人，結果大家一擁而上，迫使那名日本人跳車逃生。光復當天亦有市民在海軍船塢外圍毆日本人，需要英軍前來解圍，可是已有一人被打死。

又有一位曾在赤柱集中營做劊子手的日軍，以為換上「短打」唐裝就能魚目混珠逃走，惟他來到天星碼頭便被人發現，他極力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仍被群眾毆打致死。據說他的屍體更被一腳踢落維港。

而另一位「殺人王」憲兵隊的二等兵吾義武夫，比一般士兵更殘暴。他不時在街上胡亂打人殺人，所以被民眾冠上「殺人王」之稱。當香港重光之時，他還未走到集中營便被香港市民打死。

（來源：大公報A8：港聞 2025/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