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范長江1935年7月至1937年7月在西北考察期間撰寫的新聞通訊，是其記者生涯的代表作，被公認為中國新聞界的經典。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先生指出，20世紀30年代匯輯出版的范長江的新聞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真實、珍貴地記錄了中國西部那個時代的歷史面貌，長久以來備受重視，被視為中國新聞史上具有永恒價值的名著。它們在新聞寫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卓然超群，代表了中國新聞通訊寫作的一個高峰。

版本學中辨真義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存在多種版本。此前研究者未能注意到記者作品存在彼此差異的多種原始版本，誤認為《大公報》刊載內容即記者原作，而書籍僅為報刊文章的匯編。事實上，范長江此時期的原始作品存在兩至三種不同版本。

同時，范長江撰寫的不少文章並未被收入上述兩本通訊集中。其中包括關於紅軍長征的七篇通訊。1935年9月2日抵達蘭州後，他於9月4日完成西北考察首篇通訊《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9月13日至14日連載於天津《大公報》。

此時正值紅軍長征關鍵階段：中央紅軍9月17日突破天險臘子口，18日佔領哈達鋪，22日哈達鋪會議上確立了「向陝北進軍」的戰略方針。10月19日抵達吳起鎮會師陝北紅軍。范長江基於實地考察，對長征態勢、進程及意義作出了獨到分析。這七篇文章作為中國新聞界最早公開、客觀且系統報道長征的通訊，發表時震動全國讀者，至今仍具重要歷史價值。

20世紀30年代兩書出版後曾風行一時，《中國的西北角》印行九版，《塞上行》印行六版，當時罕見。此後四十餘年國內未再版，直至1980年由新華出版社首度重印。1989年中國新聞出版社推出由我母親沈譜所編《范長江新聞文集》，此後海內外多家出版社相繼再版，但各種版本對原書文本取捨不一且校勘不足，部分訛誤沿襲流傳。

遺憾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范長江研究」中，部分學者因忽視版本差異導致誤讀：或據《中國的西北角》片段化長征報道，斷言考察非以紅軍為目的；或未辨版本差異便在頂級學刊妄施「政治批判」，形成學術紕漏。

關於「全本」與「正本」

新版《中國的西北角》（勘注增補本）完整收錄了范長江於1935至1937年間，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旅行過程中所撰寫的全部新聞作品。這些作品既包括1935年9月至12月間撰寫的、關於紅軍與長征的七篇重要文章，也涵蓋了他同期發表的其他多篇時評，例如《偉大的青海》。從這個意義上講，與以往任何版本相比，這個新版無疑是最為全面的，它集中呈現了范長江在這一寫作高峰期的新聞成果，堪稱一個「全本」。此版本有助於讀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范長江西北考察之旅的具體過程、歷史作用及其重大意義。

既然《中國的西北角》在過去九十年中存在過諸多不同版本，究竟哪個版本才能被認定為「正本」呢？

我對此的見解是：記者范長江親自審閱修訂的原版書文本，因其直接源自記者原作並得到其認可，最能精準地體現記者本人的寫作意圖與原始風貌。因此，我認為原版書的文本方為真正的「正本」。而本次新版勘注增補本的核心工作，正是通過細緻比對、研究並考證不同的原始版本，最終以原版書文本為基準，力求為讀者提供一個能夠展現范長江本意的權威「正本」。

為了具體說明原版書作為「正本」的依據，可以觀察一些關鍵文本的差異。例如，范長江於1937年初訪問延安後，2月15日在上海《大公報》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時評《動盪中之西北大局》。為確保文章能見報，規避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在發表前對文章親自進行了大量修改，涉及改動20餘處、刪節400餘字。這個在上海發表的刪改版（滬版）曾被長期誤認為該文的唯一版本。然而，實際情況是，第二天（2月16日），編務相對獨立的天津《大公報》也刊登了此文。對比發現，津版與滬版之間存在10餘處的內容差異。而當1937年7月出版的《塞上行》（即原版書）面世後，其文本內容與滬版相比有20餘處不同，與津版也存在10處差別。

深入分析對比上述三個版本，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原版書的文本才最忠實地反映了范長江的本意。一個典型的例證是：該文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上破天荒地、以正面的方式使用了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的表述。在1937年的政治環境下，這一提法直接否定了國民黨政府的「剿匪」政策，對國統區讀者而言不啻石破天驚。然而，出於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考量，《大公報》編輯部在滬版發稿時將其中的「長征」改為了「流徙」。

另一處明顯的例證來自《成蘭紀行》一文。《大公報》編輯部在刊發時，製作了一個帶有貶低傾向的小標題「中壩平謚鋪間匪區殘跡」。然而，在原版書的同一段落中，使用的卻是兩個完全政治中性的標題：「成都江油間」和「蘇先生和古江油」。再如，原版書中描寫紅軍行動時使用的是中性表述「徐向前當過涪江向岷江推進的時候」，而天津《大公報》在刊登此文時，將「向岷江推進」修改成了帶有貶義的「向岷江竄進」。

綜上所述，新版勘注增補本在文本採擇的根本原則上，堅持以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原版書行文為準繩，力求精準還原記者范長江的原始本意，據此確立文本的權威性。

此外，作為經典作品，其「正本」還必須是用語和行文正確的文本。范長江的原稿難免存在個別筆誤，加上歷經多次翻印再版，原版書的行文中始終存在一些在編排、印刷過程中遺留的技術性訛誤。本次新版勘注增補本在嚴格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對這些非作者本意的、形式上的錯誤，也進行了必要的、謹慎的校正。

破解謎團填空白

范長江的文章畢竟成文於九十年前，即便是當代研究范長江的專家，對其部分內容的理解也難免遇到困難。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好地解讀這部經典，有必要進行詳盡的考證與辨釋工作。

以1936年8月至10月期間范長江赴內蒙古額濟納旗考察後所寫的《憶西蒙》為例，這篇紀實報道揭露了日本勢力滲透中國西北邊疆的危急局勢，尤其是額濟納旗猖獗的日本間諜活動，最終推動國民政府清除了當地日特機關。然而學界長期以來對范長江西蒙之行的具體路線缺乏研究，留下諸多未解之謎。

《憶西蒙》中提到的交通樞紐「黑沙圖」，在現今地圖上雖存有同名地點，卻均不符合原文描述的地理特徵；而記者返程騎駱駝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時提及的若干蒙語地名，今時地圖亦無法查證。《塞上行》原版雖附有西蒙行路線圖，但因印刷粗劣、字跡模糊難辨，後世再版本均未收錄該圖。這導致自20世紀80年代起新聞界多次組織「重走中國的西北角」活動，至今仍無團隊能完整復現西蒙行的原始路線。

為編纂新版勘注增訂本，編者針對范長江西蒙行程進行了多維度考證。依據新發現的圖文史料，明確還原了范長江隨車隊自歸化城至額濟納旗的完整路線，精準定位20世紀30年代西北交通要衝「黑沙圖」的地理坐標；同時歸納出額濟納至定遠營駱駝返程的「三段路線與兩處轉向點」，確立各路段地貌特徵及古今地名對照坐標。基於這些研究成果，本書重新繪製西蒙行路線復原圖並配詳盡的行程對照表。

值得注意的是，范長江為期兩年的西北考察，涵蓋成蘭行、陝甘邊境、祁連山南、祁連山北、賀蘭山四邊、額濟納探訪、綏邊戰後行、綏遠至西安、陝北行、太行山外等十段主要行程。《中國的西北角》原版所附「記者行經路線全圖」常被誤認為完整路線圖，實際僅覆蓋其西北考察的前期行程。新版勘注本新增《塞上行記者行經路線圖》，與原書路線圖形成互補，首次完整呈現考察全貌。

尤為珍貴的是，范長江在《大公報》首發西北考察通訊《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時繪製的「岷山南北軍事地理略圖」，因館藏老報紙印刷模糊無法複製。新版經嚴謹考據成功復原這張湮沒已久的地圖，使其重見天日。本次勘注本較以往版本新增千餘條註釋，兼具勘誤與補遺功能。例如《憶西蒙》末段提及「戴愧先生」的疑案：該人物不見於史料記載，記者特書其名緣由何在？經考證實為原版排版訛誤，「戴愧先生」系「戴愧生先生」，而戴愧生時任國府監察院甘寧青監察使。一註解惑，疑竇冰釋。

胡政之曾評價，范長江對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的報道「雖是新聞報告性質，實際就是幾頁活歷史」。當東北軍、西北軍據守的西安城被中央軍合圍時，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范長江毅然突破封鎖赴西安探查。然而當他1937年2月2日抵西安當日，恰逢「二二事變」爆發，東北軍內訌致將領王以哲遇害。王以哲因何被殺？楊虎城公館內聚集何方勢力？范長江通過實地採訪，向全國讀者揭示了真相。對讀者可能存在的諸多疑問，如《西北近影》中出現的「安堵」（日文，指安心）一詞是什麼意思？《陝北之行》一文中提到的地名「膚施」（延安舊稱）是什麼地方？新版勘注本皆以註釋形式逐條解答。

歷時十載磨礪此書，編者期冀新版勘注本能助力當代及後世讀者更順暢地閱讀這部新聞經典。唯願經典永傳，前輩新聞人追求真理的赤誠精神長存不朽。

（作者：范東升，系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教授、范長江之子）

本文圖片均選自《中國的西北角》（勘注增補本）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