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頴彰
隨着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硬對抗」在香港已不復見，然而特區政府正面對一項新挑戰，便是潛藏在社會的反中亂港分子利用政府施政、民生問題，甚至文化藝術等藉口，攻擊抹黑特區政府，煽動部分市民憎恨政府，這種「軟對抗」手段不僅妨礙政府施政，更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因此，堅決打擊任何形式的「軟對抗」，已成為特區政府當前的重要任務。
「軟對抗」不同於以往明顯的政治抗爭或非法活動等「硬對抗」，其表現方式具高度隱蔽性與策略性，常以文化、學術、專業或媒體語境包裝對抗內容。這些行為可能不直接挑戰法律，卻以象徵性行動、情緒性敘事或「看似中立」的評論，攻擊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政。例如，在教育領域，有教師在課堂中嵌入帶有偏見的歷史觀點；在文化界，有藝術作品以抽象方式塑造對國家統一的負面想像；在媒體報道中，部分內容以片面敘事、美化外國制度，營造「他者優越」的錯覺，從而間接削弱社會對國家制度的理解與信任。這些現象雖不涉及法律爭議，但對部分人卻可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社會安穩、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建立監察與處理機制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任何一個地區所應盡的義務，舉世皆然。但維護國家安全絕不意味着破壞自由，特區政府打擊「軟對抗」也不會影響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權利，而是針對那些假借「自由」之名，實則傷害國家利益與社會穩定的行為。政府的角色，是在尊重合法多元的基礎上，建構一套符合國家利益與社會發展的治理體系，使公民社會的多樣性不至於演化為對抗性分裂。
「軟對抗」的出現往往並非由單一事件引起，而與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在全球戰略博弈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外部勢力試圖透過文化、學術、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等渠道，滲透對抗觀念，進而干擾中國的內部穩定。
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與開放制度，使其容易成為這些外部勢力干預的前沿地帶。例如，部分境外基金會資助本地文化項目，暗中推動「去中國化」敘事；某些外國媒體機構在港設立平台，持續發表具政治目的的評論，引發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這些行為雖不一定直接違反本地法律，卻實際上構成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對此，特區政府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並加強與各方的協同，建立一套監察與應對「軟對抗」的機制。
作為現代治理的重要一環，公共資源的分配與運用，應體現國家價值與社會責任。在教育、社會工作、媒體等關鍵領域，專業人員的操守與表達方式，對市民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透過認證制度、倫理準則與行政管理，確保相關專業維持中立與建設性。例如，在香港教育系統中，若有教師利用課堂傳授偏頗內容，特區政府應透過課程審核與教師培訓予以調整；在文化資助方面，應設立審查機制，確保資源不被用作散播分離思想；在媒體行業，應加強自律機構的規範功能，提升行業整體誠信水平。
在數字化社會中，資訊流通速度極快，虛假信息與情緒性言論容易在短時間內擴散形成輿論壓力。這正是「軟對抗」得以擴張的媒介環境。部分資訊並非單純錯誤，而是經過精心包裝，以片段事實引導情緒，誤導公眾對政策的理解與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判斷。針對此現象，有關部門要加強應對策略，由澄清駁斥轉向主動傳播，建立具說服力的公共傳訊體系，融合政策解說、數據分析與文化論述，提升社會整體媒體素養，提升港人對分辨事實真相的敏感度與判斷力，提高他們對「軟對抗」的抵抗力。長遠而言，這亦有助於形成以事實為本的公共討論文化。
提升港人敏感度判斷力
特區政府對「軟對抗」的處理，並非為壓抑社會聲音，而是為公共討論創造一個更清晰、更建設的空間。特區政府可透過政策引導，鼓勵市民在尊重制度與法治的前提下，參與公共事務，提出理性建議，促進政策完善。當公共平台不再被別有用心的人操弄，市民的聲音才能真正轉化為政策動力。這種正向循環，有助進一步提升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
香港的社會穩定、政治清晰與制度信任，是其長遠成功的根本條件。「軟對抗」雖非立即可見的威脅，卻逐步侵蝕制度根基，破壞社會穩定。特區政府必須以高度警覺、清晰立場及長遠視野，處理此類隱蔽挑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既享有高度自治，但也必須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負責。只有堅守憲法原則、加強制度建設、引導社會參與，香港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穩步前進，為民族復興貢獻自身力量。
（作者為執業律師）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5/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