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特朗普在其第一屆美國總統任期內，已經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必須遏制的「戰略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如果不能打敗中國，其「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宏偉目標和承諾便如同鏡花水月。其實，美國的小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才是第一個把中國界定為「戰略對手」的美國總統，但他卻沒有付諸行動，反而更積極推行與中國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相反，為了遏制和打擊中國，特朗普在其第一屆任期內向中國發動猛烈程度前所未有的貿易戰和科技戰，嚴重損害了兩國的關係，而兩國的關係又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而雪上加霜。
中國有效反制美霸凌行徑
事實上，從十多年前開始，美國朝野對是否應該繼續維持「交往」政策已經開始質疑，而要求與中國「脫離交往」（disengagement）乃至「脫鈎」（decoupling）的聲音則越來越響亮。今天，仍然支持繼續實行「交往」政策的美國人甚少。從政治角度看，特朗普不過是「順應」美國的精英與人民的「民意」而已。特朗普第一屆總統任期結束後，其繼任人拜登（Biden）不但繼承了他的對華「脫離交往」政策，而且更推出「小院高牆」政策，加大遏制中國科技崛起的力度，特別在芯片的設計和製造方面。不過，由於中美經濟深度融合，而中國又採取了有效的反制手段，迫使美國不得不節節退讓。
所以，雖然特朗普和拜登對中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對中國帶來了一定的損害，但卻促使中國加大力度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推動國內尖端科技的發展、強化國防力量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從而大幅和全面降低了中國對美國的「依賴」，並顯著提升了中國在反制美國霸凌行徑上的實力。俄烏戰爭發生後美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種種「終極」制裁更堅定了中國持續削減對美國「依賴」、防止被美國裹脅的決心。
特朗普在今年再度成為美國總統後對中國的敵視態度有增無減，而其內閣的主要成員則絕大多數是「對華超級鷹派」分子。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已經把中國當成了「頭號戰略對手」，而遏制和孤立中國則成為了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和優先考慮。無疑，在特朗普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中，「中國因素」頗為明顯。然而，時至今天，儘管美國仍然不斷對中國作出軍事恫嚇，加大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其軍方更揚言會為了「保衛」台灣而不惜與中國開戰，但美國早已不具備在軍事上戰勝中國的能力，甚至戰敗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通過軍事打擊來遏制中國的崛起不再是美國的選項。以此之故，特朗普政府傾向在非軍事領域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打壓。
下面是相關手段中的犖犖大者。
首先，特朗普上任伊始，便急不及待發動一場凌厲和史無前例的全球關稅戰。其關稅戰的矛頭雖然指向大部分國家，但實際上其首要打擊對象是中國，對此特朗普政府亦毫不掩飾。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向中國貨品瘋狂加徵關稅以迫使中國向美國在經貿和金融領域乃至中國的發展模式上作大幅讓步，另方面則希望以關稅為武器強迫其他國家減少或斷絕與中國的經濟來往，迫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美國和其他與美國友好的國家。特朗普顯然相信美國的龐大國內市場和美元霸權是能夠在經濟上打垮中國的撒手鐧。
第二，特朗普變本加厲對中國進行科技封鎖，比如嚴厲限制美國、外國和台灣地區企業向中國大陸出售先進芯片和製造芯片的軟件與機器、禁止美國企業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投資、阻止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售先進飛機引擎、禁止中國企業投資於美國高科技企業、對中國的科技巨頭華為實施全球性打壓和封鎖等。
第三，為了在科技上遏制中國，特朗普對美國的華裔學者和科學家進行各種威嚇與打擊，試圖斷絕他們與中國在科技上的合作，防止美國的高科技流向中國。特朗普又試圖大幅減少中國到美國的留學生人數，尤其減少中國留學生進入美國頂尖大學的高科技學系的機會。特朗普也不鼓勵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在學術和人員上的交流和合作。
第四，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特朗普明確要求其北約盟友、日本和韓國大幅增加軍費開支，讓他們減少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從而令美國得以集中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特朗普對美國的盟友已有的安全承諾採取模糊方式處理，明示和暗示美國不一定會出兵保衛他們的安全。為了迫使北約成員國增加軍費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美國甚至威脅會退出北約或者表示不一定遵守北約協議第5條有關集體防禦的條款以及威嚇向歐盟國家加徵巨額關稅。
美高估自身實力影響力
第五，為了應對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趨勢，特朗普的對策不是要加強美國在那些國際機構中的存在和地位，反而企圖通過各種手段包括退出或威脅退出那些機構、減少對其資助，以及阻撓其運作而削弱或打擊它們。比如，美國長期拖欠對聯合國應交的費用、美國索性退出那些其認為「偏幫」中國的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衞生組織，以及那些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協議比如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美國癱瘓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機制從而讓其不能夠制止美國的貿易霸凌行為等。
第六，為了實現全面遏制中國的目的，特朗普甚至不惜違反國際法關於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規定而向其他國家提出領土要求，包括要求加拿大「自願」放棄其獨立國家地位而成為美國第51個州、威脅不排除使用武力奪取丹麥的屬土格陵蘭、提出要重新奪回巴拿馬運河以及美國縱容以色列攻擊伊朗並派遣B-2轟炸機襲擊伊朗的核設施。特朗普提出的理由包括：美國可以在格陵蘭更快得知中國射向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並及早做出防衛、美國在取得加拿大後可以進一步強化美國在西半球的實力並讓其更有能力對付中國、美國取得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後可以對中國的航運、造船和國際貿易進行嚴厲打擊、美國需要通過打擊中國在中東的「好朋友」伊朗的實力來削弱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第七，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美國意圖減少在亞太地區以外地區的戰略承擔。特朗普在其第一任總統任期內已經明確表示要從阿富汗撤軍，此舉後來由拜登倉卒和混亂地完成。特朗普開啟其第二屆總統任期後不久便馬上甩開其歐洲盟友和烏克蘭直接與俄羅斯談判結束俄烏衝突事宜，讓美國得以從俄烏衝突中抽身而出，避免進一步泥足深陷，即使如此一來背棄了美國過去對烏克蘭曾經作出的承諾和削弱美國的國際聲譽和信用亦在所不惜。但與此同時，美國又逼迫烏克蘭向美國廉價出讓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但又不讓美國的盟友分一杯羹。特朗普在其第一任任期內積極推動一些阿拉伯國家比如阿聯酋和摩洛哥與以色列簽署一系列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推動彼此關係正常化來穩定中東地區的局勢，讓美國得以減少在中東的軍事投入和承擔。在其第二任任期內，特朗普尤其希望沙特阿拉伯能夠與以色列簽訂亞伯拉罕協議，從而強化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關係，繼而中斷它們與中國關係不斷改善的趨勢。
第八，即便美國不願意也不敢與中國開戰，但為了威嚇中國和維持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特朗普不惜在美國國債負擔越來越沉重、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的惡劣環境下仍然在美國國會強行通過所謂「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其中軍費開支極為龐大，而涉及民生福利與科技研究的開支則大幅減少。
由此可見，「中國因素」在美國的內政和外交中極為明顯。然而，客觀而言，特朗普的各種遏制、打擊和孤立中國的各種不理性和不實際的政策不但不會達到阻止中國持續崛起的目標，也不會讓美國再度偉大，反而會加快中國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進程，以及會加速美國霸權的衰落。誠然，中國也要因為特朗普的遏華政策而承受巨大壓力，但特朗普的倒行逆施反而會激發中國舉國上下的團結和鬥志，為中國注入更澎湃的發展動力。
首先，自從十年前特朗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後，中國早已不斷強化各方面的政策與部署、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和大幅提升對美國的反制能力。無論是「一帶一路」的推進、金磚國家的擴容、軍事和尖端科技的發展、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內需在經濟增長上的比重的提高、外交工作的開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特朗普在今年對中國發動的關稅戰和科技戰其實暴露了美國對中國國力的嚴重誤判、對中國的反制能力的嚴重低估和對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的嚴重錯判、尤其對美國的真實實力的過高估計。中國的各種反制尤其對稀土和關鍵礦物的出口管制對美國和經濟、高科技和軍工企業造成美國難以承受的衝擊。結果是：美國在其挑起的關稅戰和科技戰中節節敗退，不得不撤回其大部分對中國的制裁來換取中國對美國撤銷部分制裁。美國的戰略失誤讓特朗普認識到對中國發動經濟戰爭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第二，中國在對美的關稅戰和科技戰中取得勝利，大大鼓舞了其他國家「挺起腰桿」應對美國的霸凌霸道行徑。中國的勝利證明了今天的美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能夠睥睨一切、呼風喚雨的美國，而是一個試圖扭轉其衰落過程的夕陽霸權。當然，由於美國仍然擁有龐大國內市場，而美元也仍然是重要的國際貨幣，其他國家不得不對其苛索作出一定的讓步或者虛與委蛇，但卻肯定不會過度犧牲其根本利益，更不會容許因為政府對美國過度退讓而引發國內政治動盪。更重要的是，與美國相比，中國是更多國家的首要貿易夥伴。
中國市場不斷對外開放，而美國市場則因為保護主義不斷抬頭而收縮。在權衡利害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會頂住美國的壓力而繼續維持與中國的經貿往還。長遠而言，即便在形格勢禁下一些國家不得不向美國低頭，但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越來越多國家將會加強與美國以外國家的經貿合作，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而擁有龐大市場和發展潛力的中國則肯定是他們首選的合作對象。可以說，美國的行為是以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來換取短期的利益。
自毀「自由國際秩序」
第三，特朗普政府對世界各國揮舞關稅大棒、肆意損害別國利益，嚴重破壞美國一手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原則和遊戲規則。肆無忌憚地覬覦別國的領土，傾向用武力解決問題、樹立「強權就是公理」（Might is Right）和恃強凌弱的新規則，以及其朝令夕改和變幻莫測的施政方式，嚴重透支美國的聲譽和信用，並在全世界注入大量的不確定性。一些美國學者甚至形容美國已經淪為「無賴國家」（Rogue State）。美國在全球的「軟實力」已經所餘無幾，難以發揮團結各國聯手遏制中國的領導作用。
第四，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安全承諾越來越不可靠。有條件的國家紛紛加強軍事力量建設，務求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在其他國家比如歐洲國家不斷提升其防衛能力後，他們的「戰略自主」程度也會隨之而上升，而美國也就越來越難以對他們頤指氣使，這無疑會削弱美國的全球霸權。由於美國越來越不可靠，越來越多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國家會更有意向與中國改善關係，從而減少與中國發生摩擦的機會。如此一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將會進一步改善，並擴闊自身的「朋友圈」。
第五，美國和以色列向伊朗「不宣而戰」，固然讓伊朗受到重大打擊，但伊朗並沒有被擊倒，同時以色列因為伊朗猛烈的導彈攻擊而損失嚴重。以色列戰無不勝的「神話」不再存在，而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的棋子的價值也就減少。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攻擊得不到中東阿拉伯國家的支持，而中東人民反對以色列的情緒則日益高漲。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會更積極尋求「戰略自主」，並力圖進一步改善與伊朗的關係。與此同時，為了提升防衛能力特別是空戰與防空能力和推進經濟發展，伊朗與中國的關係會越來越密切，伊朗有望繼埃及和巴基斯坦後成為中國軍備的重要買家。一個更強大的伊朗將會強化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第六，美元霸權會因為美國執意與中國為敵而越來越不穩。為了應付美國可能對中國發動金融戰，中國不得不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越來越多的中國對外貿易包括石油貿易用人民幣進行買賣，而中國建構的人民幣跨境銀行支付系統（CIPS）則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美國的「大而美」法案必將大幅增加美國的債務負擔、進一步擴大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美國策動的關稅戰不會大幅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但卻肯定會引發美國的通貨膨脹。這些情況都會削弱全世界對美元的信心，對維持美元霸權極為不利。失去了美元霸權後，美國的全球霸權亦將岌岌可危。
第七，美國社會早已嚴重分化，而特朗普政府各種遏制和打擊中國的政策將會令美國社會的兩級分化更為嚴重。特別由於特朗普違反了對美國老百姓的選舉承諾，讓老百姓特別是弱勢群體經受通脹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激烈的社會分化和衝突和美國兩大政黨的生死之鬥將會損傷美國的元氣，更讓美式民主成為反面教材，斲喪美國的全球軟實力和領導能力。
第八，美國對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的蔑視讓中國得以在全球治理上擔當更重要的領導角色。中國更能推動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的改革，並讓中國有關全球發展與治理的主張更多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中國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也會繼而得到提高。
「大而美」加快衰敗過程
最後，為了在科技上遏制中國，美國科技界將會失去不少華裔和其他國家的高端人才，而這些人才正是美國科技發展的中流砥柱。再加上美國所能提供的科研經費減少，使得部分這些人才會轉到內地或香港發展。美國之失卻成為了中國之得，中國的人才庫也就越來越充實，為中國的強國建設添磚加瓦。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府把遏制和打擊中國作為其內政和外交的優先項目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會加速美國的衰落。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更調侃稱美國對華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大而美」法案反而會讓中國更偉大。華人社會圈子中不少人嘲諷特朗普為「川建國」，種種事態發展印證此言非虛。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5/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