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恩威
在全球化浪潮中，大學排名已成為衡量高等教育質量的「黃金標準」。香港各所大學在過去多年來的國際排名持續獲得提升，成績矚目，體現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值得肯定。與此同時，值得我們思考的還在於，如何在發展自身獨特角色與提升國際排名之間取得平衡。過於執著排名是否真能服務於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當我們將目光從排名榜單轉向人才培養的實際成效，從論文數量轉向對社會進步的實質貢獻，從國際聲譽轉向國家文化認同，便會發現香港高等教育正面臨一場深刻的「文化安全」挑戰——不能只用英美制定的標準衡量自己的價值、不能以短期指標取代長期使命，更不能用全球同質化消解本地獨特性。
國際大學排名本質上是一種「話語權」，它將高等教育的多元價值壓縮為幾個可量化的指標，而這些指標背後反映的是英美高等教育消費模式的價值觀，具有一定局限性。以廣為引用的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為例，其評價標準嚴重偏向論文發表數量，國際教師比例和英語學術產出等表面指標。例如「2026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大學排名躍升至全球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五校共有38個學科進入世界百強，這些成就反映的是整體實力的提升，值得充分肯定，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排名非絕對，高等教育的核心在於人才培養和科研實力。
例如日本京都大學在國際排名中並不突出，卻培養了19位諾貝爾獎得主。同樣，內地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雖未在主流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其在航天科技領域的突破性貢獻舉世矚目。這些大學之所以能產生實質性影響，是因為它們專注於長期知識積累與實際問題解決，而非短期排名指標。反觀一些大學在追逐排名過程中，形成了「論文工廠」模式——教師被鼓勵發表大量符合國際期刊口味卻與本地需求無關的研究，扭曲了研究的本身價值。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前排名體系存在嚴重的文化偏見。英美期刊被賦予更多權威，這種知識生產的等級制度也是一種「文化霸權」。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和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等歐洲名校不追逐排名，卻無損其學術聲譽與社會貢獻。如果對排名體系的過度依賴，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不自信的表現，反映尚未建立起符合自身社會特點的高等教育評價標準。當一所大學的成功與否完全由過分依賴外部標準判定時，它隨時會喪失文化自主性，這正是香港面臨的「文化安全」危機的核心所在。
香港高等教育在過去二十年取得了顯著的國際排名進步，但這種進步付出了代價——一些大學越來越像西方跨國教育服務企業分支機構，而非培育本地人才的文化機構。而且出現了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教學被邊緣化，研究被功利化，人才被低質化。
大學排名本質是「話語權」
教學與研究的失衡已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教育政策關於「教育者」（教師）角色的關注度明顯低於「受教育者」（學生），這反映出政策層面本身就存在重「結果」輕「過程」的傾向。在實際操作中，大學教師晉升和評聘主要依據論文發表數量和高影響因子期刊文章，而非教學成效或社會貢獻。這種激勵機制導致教授們將精力集中於能夠快速產出的「可發表研究」，而非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性、本地性問題。部分大學雖然標榜教育為本的理念，但在實際操作中仍難以擺脫排名導向的學術生產模式。
文化認同的危機是香港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困境。大量外籍教師的引入固然提升了「國際化」指標，但其中許多人對香港和國家缺乏深刻理解與情感聯繫。他們帶來的知識體系可能與本地文化脈絡脫節，其研究議程也往往服務於全球學術市場而非本地社會需求。這種文化主體性的缺失，恐會令香港高等教育變成全球知識生產鏈中的「代工廠」，而非具有自主意識的文化創新者。
「文化安全」概念在高等教育領域鮮少被討論，卻是理解香港當前困境的關鍵視角。「文化安全」不僅關乎傳統保護，更涉及知識主權，價值傳承和創新自主權等核心議題。當一所大學的研究議程由國際期刊編輯決定，當它的成功標準由英美機構制定，當它的師資隊伍缺乏文化根植性，這所大學實際上已經喪失了文化自主權——而一個失去教育自主權的社會，其未來發展必將受制於人。
香港的「文化安全」危機表現在多個層面。在知識生產方面，香港的大學過度依賴國際發表體系，導致研究主題與本地需求脫節。一個典型例子是：香港作為高密度城市面臨獨特的住房、交通、環境挑戰，理應產生相應的本地知識體系，但我們的學術產出卻集中在更容易發表的理論議題上。在價值傳承方面，香港部分大學雖然開設「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但在整體課程設置中，西方理論仍佔主導地位，學生對國家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們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精通國際規則的專業人士，卻少有能夠扎根香港、服務國家的思想者和實踐者。
「文化安全」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深刻聯繫。哈爾濱工業大學「地面空間站」的成功證明，當研究扎根國家戰略需求時，不僅能產生實際價值，還能形成獨特的知識體系。該校工大衛星公司成為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其成功經驗在於「堅定不移選擇小衛星研製這一賽道」，將學校近30年的理論積澱轉化為國家所需的航天技術。反觀香港，我們的科研投資分散在各個「熱門」領域，缺乏與國家發展戰略的深度對接，難以形成突破性創新。
香港高等教育要實現文化安全，必須建立堅定的定位自信——清楚知道「我們是誰」、「我們為誰服務」、「我們的獨特價值何在」。
「文化安全」不是封閉保守，而是在開放中保持主體性。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其高等教育當然需要全球視野，但這種全球性應當建立在堅實的本地根基之上。當前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大學系統需要強調這種根基意識，不能簡單地將「國際化」等同於「西方化」，將「卓越」狹隘理解為「符合英美標準」。要改變這一狀況，需要重新思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角色——我們不僅是東西方交匯點，更應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文化轉譯者」和「知識創新者」。
改變香港高等教育的現狀需要系統性改革，這種改革不是對國際排名的全盤否定，而是重新平衡各種大學功能，重構評價體系，重塑高等教育與本地社會的連結。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多元評價體系的建立是改革基礎。有關部門應改變「一刀切」的排名導向政策，允許不同類型大學有不同發展重點。這種分類評價需要開發新的指標體系，包括畢業生長期發展追蹤，社會影響力評估、本地問題解決貢獻度等質性指標。
發展出獨特的「香港模式」
招生與培養模式的革新至關重要。當前以考試成績為核心的中央派位收生制度，篩選出的是應試高手而非潛在人才。特區政府應下放權力讓大學有更大的自主權。大學應引入更多元化的選拔方式，如項目實踐評估、面試等，以發現具有特殊才能和創新潛質的學生。在培養過程中，應減少標準化課程比重，增加項目式學習，社會實踐和跨學科研討。
課程體系的重構需要對接香港未來發展需求。金融、法律等傳統優勢學科固然重要，但大學必須前瞻性地布局新興領域課程，如人工智能倫理、智慧城市設計、文化藝術科技應用等。特別需要加強科技與人文的交叉融合，培養既懂技術又理解社會複雜性的新型人才。課程內容應增加本地案例和中國元素，使學生具備扎根香港、貢獻國家的能力與意識。
師資建設的本地關懷是「文化安全」的關鍵。在繼續吸引國際人才的同時，大學應建立機制鼓勵教師研究本地議題，將本地影響力納入晉升標準。重要的是培養本地學術領袖——那些既具備國際視野又深諳香港脈絡的學者，他們將成為連接全球知識與本地需求的橋樑。
產學研深度融合是發揮大學社會功能的核心。香港的大學可以借鑒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經驗，與企業建立更緊密的創新生態系統，將學術研究轉化為實際生產力。特別需要加強大學與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的互動，使香港的人才和科研優勢真正服務於區域發展。
文化主體性的培育是深層改革。大學不僅是知識傳授場所，更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陣地。應在課程中加強中國歷史、文化和價值觀教育，培養學生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自信。同時，大學應支持關於香港本地文化的研究和創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構獨特的文化身份。
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這一目標不應簡單理解為排名提升，而應是以香港為主體、服務國家戰略的教育創新樞紐，香港的大學固然需要國際認可，但更需要的是對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與真誠承諾。當香港的高等教育能夠培養出既具全球競爭力又有本地根基的人才，當香港的研究既能登頂國際期刊又能解決實際問題，當大學真正成為社會進步的思想引擎而不僅是排名榜單上的名字——那時我們才能說，香港擁有了真正安全、健康、有生命力的教育文化。
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不在於成為「東方的牛津劍橋」，而在於發展出獨特的「香港模式」——一個既能吸收國際精華又能扎根中國土壤，既服務本地需求又貢獻全球知識的創新體系。排名只是路標，而非目的地；論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大學的核心使命始終是培養人才和推動社會進步。當香港的高等教育重拾這一根本使命，為「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人才和文化基礎。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5/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