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網 記者 張帥 武漢報道）位於武漢中心地帶的江漢路步行街，每天人流如織，熙熙攘攘，穿過街道兩側林立的中西建築，在距離這條著名商業老街約500米的里弄小巷，油漆脫落、牆面斑駁的大公漢口館舊址安靜佇立。
從1937年9月18日創刊至1938年10月17日停刊，抗戰中「顛沛流離」的《大公報》曾落腳漢口特三區湖北街寶潤裏二號，歷時十三個月。雖時間短暫，並身存逆境，但大公漢口館堅持投身於抗戰宣傳，鼓呼抗戰到底，由此深得社會同情與信任，一時「銷數竟達五萬三千餘份，造成武漢報業史上發行最高之記錄」。
竭力宣傳「一心抗戰」
1937年，日軍攻陷天津後野心不減，旋又謀霸佔上海，位於華中的武漢成為了全國的抗戰中心。當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變六周年紀念日，《大公報》漢口版創刊出版，創刊號繼用天津版停刊時的編號，為「12262號」。國難之際，《大公報》漢口版在武漢的發行並不容易，存在缺紙和缺乏資金等多種問題，如在漢出版的聲明中所稱「天津的機器,未得運出來，紙料也缺乏。現時在漢出版,設備簡陋，一切不穀用」，因紙料奇缺，不得不「每日只出一大張。」
「作為獨立營業的民間報紙，《大公報》儘管自身生存逆境中，仍然積極進行抗戰宣傳。」長期關注《大公報》研究的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張繼木指出，《大公報》不遺余力為中國軍民抗戰勝利鼓與呼，像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次日，主持漢館的張季鸞就撰寫發表社評《台兒莊勝利以後》，將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提高到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精神高度，並且還叮囑「這並不是最後決戰」，呼籲堅持長久的抗戰，「一直勝到恢復一切失土」。
為給讀者提供抗戰的最新消息,《大公報》不惜重金，曾派出以范長江為代表的一大批戰地記者從前線發回新聞專電和通訊，進行及時報道。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曾撰文，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在武漢組織了一個「低調俱樂部」，散布「抗戰必亡」的悲觀論調。為堅定廣大軍民的抗戰信念，《大公報》連續發表了多篇社評，不斷申述「一心抗戰」的觀點，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抗戰到底的態度始終十分堅決，「言論中沒有一個字對抗戰的前景發生動搖」。
自排國防劇 收入全捐傷兵醫院
據武漢出版社出版的《武漢近代新聞史》（下卷）記述，大公漢口版一方面鼓呼抗戰必勝的信念，另一方面還動員後方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其中在救護傷兵運動中，從發起、動員、組織募捐，漢口館自始至終地參與，將代收的各界捐款隨時轉送紅十字會使用,捐款收入與去向也定期在報紙公布，樹立起了「愛國為民、報格高尚」的良好社會形象。
漢口館組織排演三幕國防劇《中國萬歲》的往事，現在仍常為新聞學者所津津樂道。1938年5月12日，張季鸞、曹谷冰、王芸生在漢口普海春餐廳舉行茶會，招待在漢口的戲劇界知名人士田漢、洪深、陽翰笙、馬彥祥等六十餘人，張季鸞在會上闡發發起救濟傷員募款公演的緣由和倡辦「大公劇團」的意義。邵力子、沈鈞儒、鄒韜奮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大公劇團的首演式。新聞史學者張繼木近日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採訪指出：「大公劇團自己出資，物色演員，自編劇本，從6月16日到19日，四天共計演出七場，門票收入1.4萬餘元，演藝收入全部購買藥品捐給傷兵醫院，這段歷史可歌可泣。」
大公報記者也常自掏腰包為抗戰籌款。據《人民政協報》，1938年7月7日上午9時，漢口三民路口舉辦盛大獻金活動，時任漢館經理曹谷冰代表《大公報》首先登台，向籌款箱投入一張千元支票。時任編輯主任王芸生則代表張季鸞獻上張的獨子張士基周歲生日時親友饋贈的金銀首飾，引全場爆發一片掌聲和歡呼。多年後張士基表示，父親為他的禮物找到了一個最理想最難忘的存放之地。
團結青年作家與青年記者
方漢奇先生在所着《 <大公報> 百年史》中考證，1937年9月18日，在《大公報》漢口版創刊之際，有名的《戰線》副刊也一起創刊，這是《大公報》「辦得比較有生氣的一個文藝性副刊」，在報紙篇幅大為減少的情況下，主編陳紀瀅向館方建議應該有一種文藝副刊多刊載具有戰鬥性的文章，並吸引青年作家。沈從文、臧克家、劉白羽等青年作家都成為《戰線》的作者。方漢奇評價：「《戰線》副刊確實成為了中國抗戰全局上的一條重要『戰線』，為動員全民族救亡圖存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漢口牽頭組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團結廣大青年記者共同抗日，也是積極服務抗戰的一項重要活動。」張繼木指出。新聞史料記載，中國青記從1938年3月成立到10月武漢失守撤離武漢的七個月中，在團結教育青年記者、擴大新聞戰士隊伍、為國內外記者服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范長江就曾通過青記為來漢的新聞界同行介紹職業，申請救濟，起到了帶頭表率作用。
「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在落腳漢口的一年零一個月時間裏，《大公報》為抗戰竭力宣傳，盡聲吶喊。武漢失守後，《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慶。
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編輯部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抗戰多流離 讀者借大公報傳音訊
曹谷冰和金誠夫撰寫的《大公報八年來的社難》一文中記述，漢口大公報深得社會之信任，當時「銷數竟達五萬三千餘份，造成武漢報業史上發行最高之記錄。」
「桂芝吾媳，本月十四日與汝母走散，在此非常時期，逃難途中極其混亂，但願汝生命無恙，見報即來南昌或來函報告地址，以便迎接我二老……父採。」這是1938年6月30日刊登在漢口大公報的一則小廣告，從這條尋人廣告中，可以感覺到在戰亂中兒媳與父母走散，母親為此痛不欲生，父親也憂心忡忡的一家人境況。而像這位老人一樣，許多讀者曾藉助大公報的《經濟小廣告》，尋找家人下落。
當時面對艱難時局，漢口館採用了化整為零的靈活經營手段維持在漢的廣告和發行,針對不同財力的廣告主制定不同的廣告價格，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告主登載廣告的需要。《武漢近代新聞史》（下卷）記述，抗戰時期為逃避戰亂，人們背井離鄉,到遠方投奔親友，但路途遙遠，戰事紛擾，通訊時時受阻，途中親人常常失散，歷盡艱難到了目的地，親友已人去樓空，仍不能相見。大公報的《經濟小廣告》針對一般百姓，版面行數少，收費也較少，一時成為抗戰中平民百姓傳達音訊的難得渠道。
武漢民眾寄語大公報
張繼木（新聞史學者）：無論研究名人還是研究報紙的歷史，大公報都是重要的資料。在新聞教學中，我經常給學生布置實踐作業，讓他們就近去大公報漢口館舊址，感受這張百年大報的深厚底蘊。祝福大公報123歲生日快樂，越辦越好！
阮先生（武漢市民）：以前在影視裏看到過大公報。在附近工作十多幾年了，沒想到一直在大公報的漢口舊址旁邊上班。這裏一直由私人居住，還曾傳過要騰退和拆遷的信息。附近的居民都不太了解關於大公報在漢口辦報的這段歷史。希望舊址以後能更好保護起來，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教育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