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和）擬將旗下多個海外港口資產出售給美國貝萊德財團的消息，引發社會各界持續高度關注。10日，著名香港問題專家、浙江師範大學邊疆研究院副院長王江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這筆交易不僅涉及企業自身的資產調整，更關乎國家戰略安全、市場競爭秩序。
王江強調，長和港口交易的審查，是對國家戰略資產安全和市場競爭秩序的負責，也是對現代法治、國際慣例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堅守。只有持續完善規則、加強溝通、提升透明度，才能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市場中行穩致遠。必要的審查不是障礙，而是未來高質量開放的基石。
王江指出，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國《反壟斷法》的域外適用權。根據該法第二條，無論壟斷行為發生在境內還是境外，只要對中國市場競爭有排除、限制影響，都在法律調控範圍內。這與美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的監管做法高度一致。事實上，美國和歐盟針對全球範圍內的併購、壟斷案件都有「市場影響地」原則，確保本國市場不受不公平競爭影響。
交易涉及中國利益 監管合乎國際規則
部分觀點認為，長和在開曼群島註冊、在香港上市，且《反壟斷法》並未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內地監管部門無權干預。對此，王江指出，這忽略了國際通行的監管規則。只要交易影響中國企業的航運成本、供應鏈安全等核心利益，監管就有正當性。正如2009年商務部審查輝瑞收購惠氏案，雖為外國企業合併，但因涉及中國市場競爭，最終依法附加條件批准。全球範圍內類似案例比比皆是，顯示中國做法並不特殊。
王江對《大公報》表示，港口作為國家經濟命脈與國際貿易樞紐，其流轉不僅僅是商業行為，更事關國家安全、產業鏈穩定。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博弈加劇，關鍵基礎設施交易屢屢成為各國博弈的前沿陣地。中國法律明確要求，對涉及國家安全的外資併購、經營者集中，必須進行反壟斷和國安「雙重審查」。
審查有國安風險交易 屬全球主流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審查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全球主流做法。」王江認為，以美國為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所有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資併購進行嚴格審查。2018年，中遠海運收購美國長灘港資產，最終被要求剝離；2017年螞蟻金服擬收購MoneyGram，也因數據安全問題被否決。歐盟則要求所有在本地有顯著市場活動的併購案接受反壟斷調查，2018年拜耳併購孟山都被要求大規模剝離業務，2001年通用電氣收購霍尼韋爾則被直接否決。英國、澳洲等國也都對關鍵基礎設施交易實行嚴格的安全審查。
王江指出，歸納來看，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戰略資產交易監管上普遍遵循兩大核心原則：凡是交易可能影響本國市場競爭格局或國家安全，監管部門均有權依法介入審查，並可根據實際情況附加條件或直接否決交易。同時，以「市場影響地」和「國家安全優先」為基礎的監管邏輯，已成為當代國際經濟治理的普遍規則。
「中國依法對長和港口交易開展審查，正是這一國際趨勢的體現，而非特殊對待。」王江表示，同時也應看到，不同國家的審查標準、程序和透明度存在差異，中國一直在完善自身機制，確保審查公平、專業，兼顧安全與市場活力。
風險共管｜全球合規新常態 港企應主動適應
王江對《大公報》表示，圍繞長和此次交易，社會上存在不同利益方的聲音。在全球監管趨嚴背景下，如何既保障國家安全，又維護香港的開放、多元和高度自治，是現實挑戰。他認為，只要讓市場各方充分理解審查邏輯和底線，就能穩定預期，增強信心。王江表示，香港作為全球航運、金融樞紐，核心競爭力來自法治公正和規則明確。依法監管正是國際城市治理的基本要求。事實上，國際市場上的大型基建、能源、科技併購無一不需接受多國審查。香港企業理應主動適應全球合規新常態，同時積極向市場傳遞合理訴求，推動區域合作與風險共管。
承擔責任｜跨境重大交易 應與監管部門加強溝通
王江對《大公報》表示，企業在全球市場追求資本效益無可厚非，但一旦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就必須主動承擔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現實中，企業在推進跨境併購等重大交易時，常常面臨多國交叉監管、政策複雜、流程冗長和預期不確定等多重挑戰。
審查為高水平開放保駕護航
王江認為，為應對這些挑戰，企業應提前強化合規管理，設立跨國合規團隊，針對目標市場制定細緻的合規戰略，開展全流程、多維度的風險評估。對複雜交易，可以借助第三方專業機構，提升對各類政策邊界和審批程序的把控力。同時，企業還應加強與監管部門的日常溝通，主動爭取政策指導和預判，必要時可通過行業協會等渠道反映合理訴求。
王江指出，依法審查並不等於收緊、縮減開放度，而是為高水平開放保駕護航。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下，公平競爭、法治保障、國家安全三者缺一不可。中國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前提是所有市場主體都要守法合規，才能實現有序競爭與可持續發展。
王江認為，展望未來，隨着中國經濟與全球深度融合，全球戰略資產交易的監管將愈發趨嚴、透明和程序化。
王江表示，企業方面，應主動擁抱合規文化，提升全球經營的風險識別與應對能力。香港作為中外交流的橋樑，應依託自身開放平台優勢，積極推動港內外合規協同創新，試點多元合規模式和跨境風險共管機制，在促進區域合作和助力企業國際化、高質量開放中發揮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