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家駿
「35+顛覆政權案」當中45名被告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被判入獄4年兩個月至10年，當中4人今天（29日）刑滿出獄。回顧事件始末，不僅標誌着香港政治生態的劇變，更折射出民主派傳統政客在激進浪潮中迷失方向。
香港獨特的政治地位源於「一國兩制」的憲制設計，但部分民主派人士始終存在認知偏差。他們將「高度自治」誤讀為「完全自治」，將中央的憲制權力視作對香港自由的威脅。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導致其政治行動始終遊走於憲制邊緣。在「35+非法初選」事件中，參選人公開宣揚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攬炒」策略，將立法會監督權異化為政治核彈，實屬嚴重誤判。當他們將議會抗爭等同於街頭抗爭時，實際上已背離代議政制的基本倫理。
回望過去，民主派內部長期存在溫和與激進的路線之爭。特別是2014年非法「佔中」爆發後，激進派勢力急速膨脹，傳統政客逐漸陷入「激進競賽」的怪圈。2019年「修例風波」後，甚至試圖通過「35+非法初選」來操控立法會，要求候選人簽署「否決財政預算案」等極端承諾，實質是把政治博弈推向對抗中央的危險邊緣。這表明部分傳統民主派政客已丟棄原則立場，完全淪為激進派的工具。
此外，民主派陣營的「泛民光譜」沒能真正體現多元價值，卻逐漸演變為立場搖擺的溫床。部分政客在「和理非」與「勇武派」之間投機遊走，既想保持體制內改革者形象，又不願放棄街頭運動的政治紅利。他們首鼠兩端，直到在關鍵時刻失去政治支點。所以，「35+顛覆」案背後更深層的問題是民主派未以建設性角色推動改革，反被激進派引入對抗絕路，暴露出「為反而反」的路徑依賴。若傳統政客早日認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時勢，而非沉溺於無底線抗爭迷思，或能避免「集體淪落」。
本港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成功的政治實踐都必須建立在對憲制秩序的精準把握之上。回歸近30年來的制度運行證明，「一國兩制」框架完全能夠容納多元聲音，但絕不允許挑戰國家主權與安全底線！
（作者為全國青聯委員、灣仔區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