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 宇
全球化和貿易的繁榮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改變許多新興國家的落後發展局面，同時也為發達國家供給大量商品，這種國際分工正是基於比較優勢而實現全球產業鏈的互補。特朗普發動「關稅戰」，其規模和影響遠超預期，使世界經貿秩序加速調整，全球自由貿易也陷入動盪和崩塌的邊緣。
本輪的「關稅戰」表明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深刻變遷，未來要重新思考新興國家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地位，以及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進程中的角色，需要重新調整貿易策略，而且要擺脫「依附」等傳統路徑，實現公平合理的國際分工，開拓多元的進出口市場，加快推動區域貿易合作。
一、「關稅戰」嚴重衝擊新興國家貿易價值鏈
一方面，新興國家貿易份額在不斷提升。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出口金額世界佔比從1990年的18.5%升至2024年的40.2%，同期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則從80.02%降至59.12%。在商品貿易領域，基本形成由新興國家主要生產和供給的國際分工體系。世界銀行報告顯示，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度超過80%，成為維繫全球產業鏈運行的關鍵支撐，為發達國家的科技創新、跨國公司營收創造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但另一方面，新興國家仍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份額佔比處於絕對優勢地位，2023年歐盟、美國的服務貿易出口分別達3萬億和1萬億美元，合計全球佔比超過50%；新興國家在服務貿易出口不佔優勢，其中東盟、非洲和海合會成員的服務貿易出口合計9622億美元，合計全球佔比不到10%。可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服務貿易份額差距懸殊。新興國家的服務貿易出口份額佔比偏低，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知識產權、專利技術和商業服務等無形資產，單純依靠貨物貿易很難維持貿易順差，導致國際收支長期失衡。
擺脫對發達國家依附
此外，不可忽視「關稅戰」持續發酵的負面影響。具體從三個維度來看：一是自由貿易體系遭遇重創。「對等關稅」政策措施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將美國自1945年以來所推動建立的自由貿易協定機制推向「瓦解」邊緣，多數新興國家在同美國的「對等關稅」談判處於劣勢；二是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關稅戰」爆發將加速全球產業鏈重構，可能會嚴重削弱新興國家的貿易優勢，部分供應鏈將回流到發達國家內部；三是「去依附」的進程加快。多數新興國家的貿易和金融體系高度依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國際分工體系下這種「依附」關係存在諸多弊端，但要擺脫「依附」卻要承受更大的風險成本。
二、新興國家被迫承受「成本轉嫁」的風險
首先，深刻認識「成本轉嫁」的邏輯。全球化進程中，新興國家的發展是一個從「依附」到「去依附」的過程。美國發動「關稅戰」，即在表明美國在「轉嫁」內部所面臨的高債務和高估值的美股泡沫風險，以此限制新興國家的發展。對新興國家來說，擺脫對核心國家的依附過程將是十分痛苦。國際分工引發的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異，使後發國家獲得相對收益，核心國家則擴大了商品和服務市場，擷取了更大的金融資本利益。截至2024年末，海外和國際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國債高達8.6萬億美元，同期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匯儲備的份額雖持續下降，但仍維持在57.8%的高點，佔據國際金融體系主導地位。新興國家承受核心國家的「成本轉嫁」，以致在國際競爭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高度不對稱。
其次，研判新興國家「去依附」的代價，因核心國家的金融資本擾動和各類制約政策，破壞了新興國家的發展進程，「關稅戰」即是明顯針對新興國家，特別是對美國貿易順差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實施「對等關稅」具有很強的威脅性。從這個層面看，許多新興國家所遭遇的挫折並非源於自身，而是在核心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格局中難以獲得更有利的話語權，在遭遇金融和經濟危機時被迫承受核心國家的成本轉嫁。「對等關稅」所涉及的大量新興國家在出口上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因而短期內很難扭轉局面，將被迫談判及接受美國的「霸王條款」，如果循環往復被「關稅戰」威脅，新興國家將很難實現穩定的增長，唯一的出路在於「去依附」。
最後，準確把握「對等關稅」的實質。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處於持續攀升的階段，這一逆差主要指的是商品領域，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國中低端的製造業基本上已轉移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美國的跨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扮演關鍵角色，依賴於全球製造業體系，在美國由於成本偏高而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的條件。還應看到，美國的貿易逆差還與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有關，通常這些貿易順差國家和地區會購買大量的美國國債，同時是以美元計價。可見，美國雖然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但也是最大債務國，而且金融市場發達，吸收了全球各地的美元投資。雖然美國在商品貿易有巨大逆差，但在服務貿易領域則擁有比較大的順差優勢。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創至1.21萬億美元的新高，同期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增至2952億美元。
三、新興國家合作對沖「關稅戰」的策略選擇
一是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暫時的妥協或談判只能是「緩兵之計」，無法消除「關稅戰」的巨大風險隱患，迫切需要新興國家共同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特朗普政府宣布暫緩一些國家「對等關稅」措施，但不代表「關稅戰」已經結束，新興國家仍可能持續面臨「對等關稅」施壓和威脅。新興國家應堅持多邊主義原則，尋求達成共識，維護新興國家整體利益。而且，新興國家和歐盟、中東、拉美、非盟等各區域合作組織要建立更加暢通的溝通機制，可就區域間降低關稅進行協商談判，從而有力地回擊美國「對等關稅」的錯誤做法。
加快推動區域合作
二是加快推動區域合作，促進再全球化發展。全球化重塑背景下，新興國家應深度參與國際貿易合作協議談判、協商和貿易規則制定。新興國家各類區域合作組織需要攜手同行，在推動再全球化進程把握主動權，加快推進區域內高水平貿易協定談判與磋商，促進RECP、CPTPP等高水平貿易合作協議條款的落地。同時，積極建立貿易合作與磋商機制，參與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穩步有序推動貿易體制機制改革和市場開放，降低貿易關稅壁壘，加快推進新興國家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及磋商，為核心產業鏈和優化分工布局創設有利條件，以此對沖「關稅戰」及二級關稅的負面衝擊。
三是鞏固提升比較優勢，加快推動貿易升級。新興國家處於全球產業鏈體系的中低端位置，面對「關稅戰」威脅，新興國家應加強產業鏈布局，增加更加多元的供應鏈渠道，評估產業鏈供應鏈的上下游體系及內外資佔比、分布等情況，確保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有比較穩定、可靠的合作渠道和替代方案，構建相對穩定可靠的貿易夥伴網絡，加強同中國、歐盟及非洲、拉美等新興市場的廣泛經貿合作，增強供應鏈韌性和彈性，及拓展多元化進出口市場。
四是完善貿易服務網絡，促進貿易暢通和便利化。「對等關稅」措施及衍生出的貿易壁壘也隨之增加，為應對新的挑戰，新興國家應重視配套的服務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財稅支持、金融、法律服務以及對外開放等貿易配套政策，為外貿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切實有效的政策支持，促進貿易暢通和便利化，對沖「關稅戰」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應加快構建與國際市場匹配的貿易服務網絡，打造專業團隊，在應對貿易摩擦、貿易爭端和關稅談判、出口貿易談判等過程中爭取更多主動權，維護外貿企業合法權益。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來源：大公報A12：經濟 2025/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