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香港國際慈善論壇一連兩日（9至10日）在西九文化區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表示，本港一年有超過140億元的認可慈善捐款，反映香港私人捐助者熱心公益。他相信隨着香港持續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能吸引更多慈善投資者以及資金來港，鞏固香港作為全球慈善中心的地位。
論壇由馬會主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及香港賽馬會主席利子厚主持開幕禮。論壇吸引不同行業領袖參與主題及座談演講，探討公益慈善事務，以及資本市場的協助。
李家超表示，香港慈善事業源遠流長，在特區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一直蓬勃發展。本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有逾1萬個，根據最新資料，利得稅和薪俸稅項下獲扣除的認可慈善捐款，一年合共超過140億元，凸顯香港的私人捐贈者熱心公益，致力造福社會。
李家超續稱，本地慈善事業的發展，與特區政府吸引環球家族辦公室和資產擁有人落戶香港的工作息息相關。他表示，樂見富裕家族愈來愈積極鼓勵下一代從事慈善業，並策劃家族財富及慈善工作的傳承安排，指他們不僅引領家族辦公室爭取最高投資回報，還致力對社會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他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表的《有關香港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言》表明，特區政府銳意把香港發展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的願景是為慈善家提供各種工具和平台，讓他們在管理和增加財富的同時，把資源用於最具效益的社會項目。
李家超透露，現時約有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營運，其中逾半由擁有5000萬美元或以上財富的超高資產淨值人士成立。隨着香港持續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這些數字料會相應上升，可吸引更多慈善投資和資金來港，鞏固香港作為全球慈善中心的地位。
利子厚致辭時表示，香港國際慈善論壇踏入第四屆，有超過100名講者，逾2000名與會者參與，期望各方集思廣益，分享願景，共同創建正面影響，並一同探索如何通過管理評估的方法準則來確保效益，為慈善公益帶來可持續性影響。
他續稱，過去數年投入公益慈善事業的機構顯著增加，在亞洲地區尤為明顯，需要構建適合當地文化的慈善運作模式，釋放潛力，令資本市場和慈善事業有效結合，締造更大效益。他形容，賽馬會是世界領先的慈善捐贈者，將投資額轉化為稅收和捐款，馬會去年捐贈約13億美元到認可慈善機構，未來會配合特區政府願景，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慈善樞紐。
澳洲前總理：未來慈善家要願意承擔更多風險 主動彌補公營機構不足
本屆香港國際慈善論壇請來不少重量級嘉賓於台上發言。其中，在「『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公益慈善在不同社會之差異及如何更有效地協作」的主題演講中，就請來港交所前主席史美倫擔任主持，以及身兼惠康信託基金主席的澳洲前總理Julia Gillard作為演講嘉賓。Julia Gillard認為，成立信託基金是全球盛行的做法之一，未來慈善家要願意承擔更多風險，主動彌補公營機構不足。
Julia Gillard表示，19世紀的歐美慈善家普遍來自大型財團，慈善事業聚焦解決國內問題，其後受全球化影響，逐步擴展至不同國家和地區。但在近年，西方模式惹起外界質疑，例如，不熟悉當地文化、缺乏同政府合作等。
儘管東方模式重視政府發揮帶頭作用，但Julia Gillard重申，慈善機構要時刻確保項目目標符合21世紀的要求，避免出現與西方模式同類的問題，當中包括要尊重當地領袖的意見、理解本地文化，以及回應地方群體的迫切需求等。她又認為，成立信託基金是全球盛行的做法之一。以其負責管理的惠康信託基金為例，基金於1936年成立，初期只有5名慈善信託人、2名律師、1名會計師，現在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物醫藥研究贊助者之一，反映基金取得全球捐贈者的信任。
Julia Gillard又指，新冠疫情是一個教訓，讓世界各地人民明白慈善機構的重要性，並意識到發達國家民粹主義盛行，政治人物只在乎選民支持，並忽視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政府推動慈善項目，需要顧及政治風險，導致官員傾向把資源投放在具有即時成效的硬件，而非軟件。她認為慈善家要願意承擔更多風險，主動彌補公營機構不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彭斯：慈善機構應設定一個更完整的生態系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彭斯（Michael Spence）在香港國際慈善論壇的主題講座中發表了對「捐贈經濟學」的意見。他表示，大多數地方會用稅收來鼓勵捐贈，而且世界上有不少慈善活動都會頒獎給主要捐贈者，令他們從中獲得榮譽，這些慈善活動的頒獎禮甚至會像奧斯卡頒獎禮一樣盛大，所有媒體都會報道，令捐贈者得到認可。斯彭斯以大學籌款為例，大學會以捐贈者名字來命名實驗室及其他設施，由於富人捐贈能得到榮譽和影響力，捐款可以數以億計，但比較捐款給無家可歸者，富人則不會獲得同等的榮譽，這就是現在的社會現象，能夠成為推動富人作出捐贈的動力。
斯彭斯表示，除了頒獎及媒體宣傳外，慈善機構要鼓勵更多的捐贈，應該設定一個更完整的生態系統。舉例來說，可為捐贈者創建一個網絡，讓捐贈者可透過該網絡獲益，例如協助他們擴大社交圈子等。
斯彭斯認為，若然這些模式能夠延伸至更多範疇，這樣便能令更多的窮人或無家可歸者得到幫助。事實上，目前在很多國家或地區，受助人都已知道誰是主要捐贈者，但在某些地區，只有極少數人士知道誰是主要捐贈者，這將會妨礙捐贈的動力。
此外，斯彭斯提及了企業應如何分配用作慈善的資金。作為投資者，在審視市場時會參考不同的研究報告，但企業決定捐贈範圍時卻會無從入手。但他認為，運用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系統）可解決有關的匹配的問題，正如一些國家或地區運用最先進的技術解決腎臟捐獻者與腎臟接受者的匹配問題。
專家探討公益慈善如何支援全球衞生研究
香港國際慈善論壇舉行的其中一場座談演講中，專家們一起探討公益慈善如何支援全球衞生研究和介入措施。
巴斯德研究院網絡行政總監Rebecca F. Grais表示，隨着氣候變化，世界變得愈來愈暖和，而且在疫情大爆後的3年裏，不少國家都出現經濟衰退。故此，各界應該更加緊密合作，特別是南半球與北半球的各個組織聯擊起來，攜手解決問題。
日內瓦大學Digital Health Transformations LAB總監Ilona Kickbusch指出，慈善事業變得愈來愈「女性化」，女性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原因是女性較過往變得更富有，在世界上已有10%的高淨值人士屬於女性，而且在亞洲慈善事業的領導者中，也有不少是女性，她們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開展慈善事業，故此任何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應該更加重視女性的地位。
英國倫敦大學衞生及熱帶醫學院環球衞生學教授Peter Piot則認為，慈善機構及衞生組織的管理者不應再只根據個人意願去行事，需要聆聽更多聲音，特別是年輕人聲音，這樣才會帶來更多創新。
世界衞生峰會行政總裁Carsten Schicker指出，傳統慈善組織的運作方式應該作出改善，因為目前面對的問題變得更複雜和更難解決，慈善機構需要注入更多商業理念，並更多與企業家合作，釋放企業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