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術
「35+顛覆政權」案有45名被告被定罪，昨日開始求情，第一位求情的是戴耀廷，大公文匯全媒體昨日亦有派出記者到現場的正庭聽審，與預想的大相逕庭，戴耀廷的代表律師竟然不是「求情」而是爭議戴耀廷在7月以至之後的參與程度，甚至稱戴耀廷不屬於「首要分子」；戴的代表大律師「求情」，法庭自會判斷，而筆者所看到的，乃是從整個案情的聆訊、求情、控辯雙方舉證來看，審訊都堅持法治原則而公平公正地進行，體現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也平衡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
從一般人的認知，在整起顛覆案，戴耀廷予人「帶頭」、「發起」角色，不過在首日求情，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求情」策略就成為新聞焦點；根據報道，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聲稱，戴耀廷不屬於「首要分子」，稱他沒有做過「無差別否決」行為，亦無指示、控制其他人否決財政預算案，戴耀廷一方認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戴自認為非法「初選」計劃是合法，並稱戴之後的角色有限。
合不合理，法庭以至公眾都可以判斷，戴耀廷的代表資深大律師聲稱，戴在7月以至之後的角色有限，認為戴只是「其他參加者」，應該以3年為量刑起點，考慮他認罪，最終判囚2年；不過，法官就擔心，人人都說自己不是「首要分子」，控方又可能會上訴，很大機會要在司法程序花費更長時間。
筆者一個簡單、直接且真實的觀察，就是由各被告被捕、被起訴、審訊、定罪到現在求情等，程序都符合法治精神，就以昨日戴耀廷一方求情為例，其資深大律師不論是爭論最低刑期、是否「首要分子」等，不就是在普通法制度下，辯方會採取的策略嗎？
當社會一些別有用心人士在質疑案件、審訊過程時，筆者會反向地想，如果不是嚴格按照法律進行，一宗刑事案件，需要用上3年時間審訊？審訊過程之所以長，是因為除了控方要舉證，還要給予辯方辯護、反對的時間及空間，舉證責任在控方，辯方亦可以提出不同理由反對，戴耀廷一方的求情不論法庭是否接受、公眾是否同意，也是本港法治程序的體現。
「35+顛覆政權」案會如何判決，有待法庭公正處理，筆者不會評論不同被告的「求情策略」，但只要有人違法，就得承擔相應的責任，最終會判重判輕，法庭可以判決，雙方可以上訴；但有一點不假，就是戴耀廷等人對社會的影響，尤其是煽動違法抗爭的言行，不會因其判刑輕重而改變。一個客觀效果，從戴耀廷10年多前提出非法「佔中」，戴耀廷就打開了所謂「違法達義」的潘朵拉盒子，無論戴在法庭如何想減輕其罪行，他也不可能減輕其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