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正審議《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當局的立法目的旨在通過強制社會福利界、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等廿多個界別的指明專業人員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為兒童編織全面保護網。據立法建議，如相關專業人士無履行虐兒舉報責任，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及監禁3個月。
強制舉報虐兒變成「潘多拉的盒子」？
奈何良好的立法原意，似乎變成「潘多拉的盒子」，所涉業界擔心影響其專業資格，可能出現每逢輕微情況也舉報，造成濫報，故要求訂立清晰指引。當局也「積極讓步」，據知打算提出修正案為專業人士釐清刑事責任，加添免責辯解及刑事豁免，可能分為兩級制實施，輕微虐兒未舉報或罰款了事，監禁刑罰只針對未有舉報「情節惡劣」的嚴重虐兒個案，例如造成孩子死亡、骨折、毀容等情況。
老實說，對於毫無自保能力的幼兒，以上「情節惡劣」的虐害，足以毀掉孩子一生。與家庭暴力一樣，虐兒絕不會一開始就往死裏打，一定是暴力及施虐程度逐步升級，故此業界擔心出現「濫報」情況而對相關兒童的家庭造成困擾，到底是縱容，還是卸責呢？按照這個標準，強制舉報虐兒會否變了「潘多拉的盒子」？輕易不打開，一揭發已經是斷送孩子一生的重大傷害或死亡案例？
這草案讓「朝陽群眾」情何以堪？
筆者詳閱《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草案》特闢第3部，全面加強對指明專業人員的保障，不僅包括「舉報作出前的保障」, 還包括「舉報作出後的保障」，明文禁止披露作出舉報的指明專業人員身份，更三申五令寫明「作出舉報，絕不會招致法律責任」。
筆者不禁納悶，正常人面對疑似虐兒個案，首先想的絕不是自保，而是救孩子！這草擬方向真令人摸不着頭腦，似乎並非着眼於受虐孩童的利益，而是從專業人士角度出發，注重維護專業人士的個人私隱及中正持平形象，導致扭曲了立法導向。
虐兒致死，在本港並不罕見，最駭人的就是2018年1月，屯門5歲女童「臨臨」被親父及繼母虐殺案，法醫在她身上共發現133處新舊傷痕，遍布頭部和四肢，事件觸動全城！去年本港嚴重虐兒個案創歷年新高，多達1457宗。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更相信這個數字僅為冰山一角，足見香港虐兒情況嚴重。
假設一位醫生見義勇為，在大街上救了個突發心臟病的老人，然後就蒙面躲起來了，與警方、新聞媒體、醫療機構約法三章，要求予以匿名，這事正常嗎？舉報虐兒，分分鐘能救一條寶貴的小生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做了這麼光榮的事，首先想到的是保密匿名，這是什麼心態？大家看看拿了好市民獎的，不都是大大方方出來領獎分享榮譽，接受媒體採訪傳遞正能量嗎？正如北京朝陽區的群眾，他們舉報了一系列不法活動，讓朝陽區陽光普照、欣欣向榮，他們光榮嗎？當然光榮啊，還成為全國聞名的典範呢！
專業人士一般具備較強社會責任心與正義感，捍衛兒童福祉，自然當仁不讓。然而當局立法強制指明專業人士舉報虐兒，業界卻執着於上報機制的罰則、舉報的準則指引以及對專業人士的保障，這種「立法角力」難免令社會失望，感到專業人士自我保護意識過強。
設「護苗好市民獎」 讓舉報虐兒成為社會風尚
故此，當局繼續與專業界別「糾纏」，討價還價，費事失事，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何不跳出框架，擴大舉報虐兒的範圍，正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除去專業人士，本港最少有近700萬市民如「朝陽群眾」一樣摩拳擦掌，熱心護兒！
正如《兒童權利公約》中所載，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均應以兒童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特區政府何不從兒童生活接觸面着手，分析可能獲取虐兒資訊的人群，從而保障孩子的最大利益。事實上，專業人士並非經常與兒童有長時間接觸。見醫生時一般有護士在場，面見時間較短，形式刻板，一般一問一答，孩子很難表達被虐，除非是身體呈現肉眼可見的創傷。而一般兩至三位社工須照顧整個學校的學童，見社工要預約，亦非能經常見到，兩次會面之間相隔的時間長，社工要獲得孩子信任，啟齒透露詳情，並非易事。
孩子接觸最多的就是社區的普羅大眾，包括鄰居、社區保姆、補習社教師、課外活動教練等等，他們經常或定期與兒童保持較長時間的個人接觸，較得兒童信任，亦較熟悉孩子脾性，能夠比對及察覺孩子的肢體或情緒異常。而聽到虐兒聲響的街坊、樓下每天出入都會打照面的管理員，乃至於學校同學的家長，亦能洞悉虐兒的異狀。
法例的刑罰及警誡，永遠不及鼓勵與獎賞更令人悅納。對具備一定社會認可度的專業界別人士，推罰不如推賞，例如及時上報的社工，所屬的社福機構來年可獲更多政府撥款，而舉報者亦獲良好表彰，並確保其享有更多升遷機會。本港生育率持續低迷，下一代買少見少，保護幼兒越顯重要。政府可將社會視作一個整體，設立「護苗好市民獎」，隆重其事地每年公開嘉許，頒發獎狀獎金，令護兒成為時尚，到時專業及普羅大眾又怎會分彼此，踴躍舉報懷疑虐兒的線索，也就不用擔憂虐兒個案頻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