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建社120餘年，作為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團、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學術團體，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的西泠印社，之所以能在世界印學版圖穩居中心，源於文人社集風骨，更基於其放諸四海的眼光。
印章，將文字符號刻於金石之上，讓訊息、文華與金石一同留存，是世界各文明先民不約而同想到的記錄信息、證明信用的方式。藝術大師、西泠印社前社長沙孟海在著作《印學史》中指出，印章起源於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作為商品交換的信用憑證，以保證貨物安全轉徙和存放。
在中國，印章分為官印和私印：官印者，據許慎《說文解字》，「執政所持信也」；私印者，並無固定制度，但自有其風尚和習慣。中國的印章史十分悠久，自西周始，便有《周禮》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漢代鄭玄註「璽節，今之印章也」……官印製度和私印的使用，在歷朝歷代不斷演進、更新，最終在中國形成了獨特的印章文化。
尤自元代以來，文人將詩、書、畫、印在畫面上結為一體並相得益彰。印璽的石味刀趣和文字內容明示心跡，技進乎藝，藝進乎道，藝術創作開始與人格磨礪緊密相關。「琴罷倚松玩鶴」印，詩句印「門無投諫，庭有落花」、閑章「補過」、蘇宣印「痛飲讀離騷」等，或是借印書懷，或談藝術見解、或訴說處世態度，或表達志向抱負，或感悟天地人事等。印章變為文人志趣的載體和表徵，方寸中堪稱氣象萬千。此外，文人結社是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形態。根據台灣歷史學者張藝曦編纂《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中的相關研究，明末清初北京、杭州均有文人集會，其中大量士人有心經世而環境不允，只好「無心而娛」，以「高隱之節」為標準鑒賞詩畫，在士人雅會中「好古鑒賞」「商榷古今」。
1904年，舊世界搖搖欲墜，中國文人紛紛將視線從秦磚漢瓦、經史子集上移開，投向代表着「先進」與「未來」的西方。在金石篆刻之學積澱豐厚的浙江杭州，丁輔之、王福庵、吳隱、葉為銘四人「占湖山之勝，擷金石之華」，買地築室，在孤山上成立西泠印社，旨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天崩地解」之時，選擇與古為徒，一意而孤行，逆世而不懼。在文人個體的品性磨礪和社集聚會的雅趣賞樂之上，西泠印社孕育了社員的身份認同和精神皈依，在「國破山河在」的歲月成為一種精神旗幟，化為文化傳承、保存國故的公共意識和精神自覺。
在西泠印社觀樂樓東牆，有一方丁輔之撰文、王福庵題篆額、吳昌碩書、葉為銘刻的石碑，表達了對君子之風的仰慕，并力求「傳之久遠，無俾失墜」，正是這種風骨的寫實。「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這種風骨，是在侵華日軍佔領杭州之後，葉秋生、葉德生兄弟挺身而出，保護了孤山上社址的完整無損；是創始人之一的葉為銘在杭州淪陷時破格為自己的作品開出潤例，以支持社務運轉；是吳昌碩等人四處籌措資金，在載着珍貴文物的船隻出海的前一刻，從日本商人手中贖回現存最古老的漢文石質碑刻《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正是這股「浩然之氣」，使西泠印社與傳統文人結社劃然分開，也在世界印學史中傲然獨立。步入現代，西泠印社着眼世界，希以印章文化促東西文明交流互鑒。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近年提出「大印學」概念，催生印章式「文明交融」。
自距今7000年的安納托利亞(今土耳其)及稍晚的美索不達米亞(今敘利亞的東北部和伊拉克)發現印記以來，世界步入了以印為信的時代。除了在中華大地上歷史悠久，印信文化在西方同樣興盛。羅馬人使用鐵制戒指作為印章使用，這一方法沿用至中世紀歐洲；歷代教皇擁有的一枚雕刻着聖彼得形象的「漁夫戒指」，早在中世紀時期的1265年就被提及作為印章封印文件，直至1842年被一枚「真正」的印章取代；大文豪莎士比亞擁有一枚雕刻精美的印章戒指，上面刻有其姓名首字母；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常年戴的一枚印章戒指，是他彼時作為威爾士親王的權力象徵……無論「於公」「於私」，印章都在西方的歷史與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章文化正是東西文明交流互鑒的絕妙出發點之一。所謂印章式「文明交融」，對於西泠印社而言，就是主張印學研究一方面要兼容多學科；另一方面要從中國古璽印史研究和世界唯一獨有的篆刻藝術創作立場出發，兼容世界各地上古即已存在的印章古文明形態，以「世界印章史」的立場和視野，促進東西印信文化交流互鑒。
「濤聲聽東浙，印學話西泠」。百廿年走來，西泠印社一方面以自身風骨守住時代浪潮中傳統文化的印學一角，並使之薪火相傳；另一方面，隨着世界眼光乘時代浪潮走出中國，通過聯合創辦「香港西泠學堂」等形式交流互鑒東西印章文化乃至文明。誠如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所言，西泠印社「經常向前走一步再回頭看一下」，既促東西印信文化交流，也守中國傳統印章文化之本。
（來源：中國新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