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北平人。「九一八」事變後，這位在老北京胡同長大的青年，就拿起相機和文字為武器，為抗日救亡而奔走於綏遠、冀東等地，留下了數百張反映抗日題材的攝影作品。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是第一個冒生命危險去一線採訪的記者。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距離九一八事變整整六年，方大曾從河北蠡縣發出了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他還給親友寫信表示會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當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這篇通訊。然而此後，再無方大曾的消息。
直到一年之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身在漢口的范長江還撰文抒發自己的焦慮心情：「我們還看不到我們這位碩壯身軀、紅潤面龐、頭髮帶黃、斯拉夫型的青年新聞戰士。」有新聞史家研究指出，方大曾是全面抗戰之後第一位殉國的戰地記者，生命定格在二十五歲。
消失於硝煙中的戰地記者方大曾（上）
文/屈穎妍
經歷過二○一四年非法「佔中」和二○一九年「黑暴」，大家一定明白真相有多重要，而報道真相、留住真相、廣傳真相，甚至將真相紀錄成歷史，靠的，就是記者。
從前，記者有無冕皇帝稱號，大家用「鐵腳、馬眼、神仙肚」來敬佩記者，但自從蘋果日報出現，改變了傳媒生態、改變了記者的做事手法、改變了新聞的價值觀，令香港人開始害怕記者，甚至鄙視記者。我作為一個傳媒人，也是曾經的前線新聞工作者，看到社會大眾對記者漸漸失去尊重，實在可悲。
六月十二日，我參加了大公報一百二十周年報慶活動，當天除了冠蓋雲集，最讓我印象深刻，是現場的展板。那些展板，簡介了大公報這份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亦是全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所走過的路。而毛澤東主席著名的一幅親筆題字：「為人民服務」，原來就是送給大公報的。
在當天的展板中，我看到八個文章救國的故事，原來，抗戰期間，大公報有很多戰地記者，以筆和攝影機，出生入死，在烽火連天中記錄歷史。有記者甚至跟隨紅軍長征隊伍，沿途報道。
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紹的大公報記者，就是在「七七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中國記者，而他，就是我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向河北省的盧溝橋發動進攻，國民政府第二十九軍奮力抵抗，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開打。
打仗，從來都有兩個角度，在中方影過去，跟日軍那邊影過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畫面，所以，戰地記者好重要，要令世界知悉日軍侵華的真相，就要靠穿梭於戰場的記者。
於是，「七七事變」開始後三日，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一個住在北平、身材高大的青年，背着相機，拿着記者證，走出家門，隻身穿越一路的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
到埗才發現，日軍已將戰場封鎖，在盧溝橋外圍了個大圈，不讓中國記者進入。因為這年輕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樣的證件，在接受了一小時盤查後，日軍終於放行。根據國際公約，記者和醫生在戰爭中是可以得到保護，通行無阻的。於是，這位年輕人就成了盧溝橋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新聞記者，也是唯一親身記錄「七七事變」的中國記者，他的名字叫──方大曾，他寫戰地報道的筆名叫「小方」，他用手上的相機和鋼筆，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時刻，向世界發出了關於「七七事變」的第一篇戰地報道。
方大曾當時是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亦是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他經常隻身遠赴前線採訪，然後將照片和文字報道交給各大媒體。
當年，方大曾拍下了日軍侵略的暴行，寫成著名報道《盧溝橋抗戰記》，除了在報紙刊登，也在上海《世界知識》雜誌、《良友》雜誌、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這些圖片和文字，從此成為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一九一二年，方大曾出生於北京一個家境很好的家庭，父親是外交官。小學時，母親用七個大洋買了部照相機給方大曾，從此，相機便成了他形影不離、患難與共的好夥伴。
方大曾鏡頭下的影像總是與別不同，那個年代，能擁有相機，當然會用來拍漂亮照片，或者風花雪月題材。但方大曾就剛剛相反，他喜歡真實、樸素的畫面，例如拉黃包車的車夫，做苦力的工人，故他的作品別樹一格，亦為時代留下很多當年中國真實的勞苦大眾畫面。
為了方便曬相，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間黑房，每次出差回來，都會躲在黑房沖曬，也因如此，他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並得以傳世。
後來，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機在大江南北奔走，隨軍打仗，吃盡苦頭，但他的鏡頭也為後世人記錄大量戰爭真相。
方大曾在中法大學唸經濟系，畢業後到報社工作，因為英語出色，相片常被外國媒體收錄。一九三六年，方大曾去了天津當大公報記者，從此更加忙碌。
去盧溝橋前線採訪，其實並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單人匹馬赴戰場。根據妹妹方澄敏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哥哥就天天東奔西跑，永遠都在旅途中，他總是帶着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背包、一部照相機，就離家出發採訪去。
消失於硝煙中的戰地記者方大曾（下）
文/屈穎妍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盧溝橋事變發生前，最受關注的綏遠抗戰爆發，方大曾當時就由北平隻身趕往綏遠前線，開始了長達四十三天的採訪。
十二月的塞外寒冬，氣溫只有零下三十多攝氏度，方大曾乘車、騎馬、徒步，日夜兼程採訪，拍攝了數百張照片，寫成《綏東前線視察記》等多篇戰地報道，記錄了士兵挖戰壕、擦機槍等備戰場景，亦報道了軍官對抗戰的思考與保家衛國的熱誠。
之後的「七七事變」、南口戰役，方大曾奔走於保定、石家莊、太原、大同等地，冒着槍林彈雨，一次次深入戰場，哪裏有戰爭，哪裏就有他的身影。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淪陷，方大曾有家歸不得，於是轉而為上海大公報擔任戰地特派員。
在南口戰役，方大曾寫了篇通訊《血戰居庸關》，記錄了中國守軍肉搏日軍坦克的悲壯：「第七連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他們衝到這鐵怪的眼前……不顧一切地攀上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裏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倒地，居然敗走……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方大曾不單記錄了戰鬥之慘烈，亦報道了中國軍人鬥志之高昂。
戰局動盪，一九三七年九月，因河北省的保定戰況好緊張，方大曾退到距離保定東南約五十公里的蠡縣，九月十八日，他從這裏向上海大公報交了篇通訊稿《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又寄了封信給住在邯鄲的親戚，他說：「我將由蠡縣繼續北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方大曾的《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在大公報上發表。但這篇文章，就像一封遺書，從此，再沒有人收到來自方大曾的片言隻字，或者半張照片，這位背着相機的年輕身影，從此消失於硝煙炮火中，無人再有他的消息，也無人再見過他的影蹤。
方大曾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五歲，而他跟這個世界亦失聯於一九三七年。方大曾是一九三七年第一個到達盧溝橋的中國記者，他拍下第一張抗戰圖片，但他也是全面抗戰之後第一位殉國的戰地記者。
鏡頭轉到北京，在東城區協和胡同十號，這裏，是方大曾的家，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從這個家門離開後，就再也沒回來了。
方大曾失蹤之後，方媽媽一直不肯搬家。方大曾的外甥回憶：小時候我常問外婆，人人都搬新屋了，咱們怎麼不搬?外婆說：「我不搬，我要等我兒子、即是你舅父回來，因為我跟他約好，他工作完了，就會回來。」
結果，方媽媽，就在這老屋等了三十二年，直到一九六九年離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一直悉心保存和整理哥哥留在家裏的攝影底片，整整齊齊放在一個木盒中，歷經戰火和動盪，這木盒跟隨方澄敏由少女時代走到白髮蒼蒼，她過世前，又將木盒託付給家族的下一代。
二○○六年，方家第三代後人將精心保管了近七十年一共八百三十七張方大曾攝影作品的底片，無償捐給中國國家博物館，這些珍貴影像和史料終於找到最好的歸宿，成為社會共同財富。
二○○○年七月，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導演馮雪松自從發現方大曾的故事後，一直沉迷於搜尋這戰地記者的事跡，先後出版了《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方大曾：遺落與重拾》等專書。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方大曾紀念室」在河北保定落成。三年後的七月七日，國家再在此地成立了一個「方大曾研究中心」。
去年，一部由廣電總局策劃、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獻禮系列短劇《理想照耀中國》，其中一個單元就叫《我是小方》，說的就是方大曾的戰地犧牲故事。
鐵肩擔道義，健筆為家國。八十五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能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全靠當日好多在烽火中衝鋒陷陣的戰地記者，他們用生命為後世記錄歷史，當中包括二十五歲就消失在這世上的方大曾。
（來源：大公報B6：大公園 2022/06/28—2022/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