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李靈修）當得知客戶因公出國會在香港轉機，莊晨決定「陪飛」一趟並在機場簽署保單，這也是他在封關後做成的首筆生意。走出客運大樓，莊晨在接駁站台等了許久，都見不到一輛機場巴士，只好搭的士去市區。他意識到，這座分開兩年的城市，確實有些不一樣了。
莊晨來自一個全港漂班底的保險團隊，如今七成同事都回了內地。「大家都缺少本港客源，加之生活成本又高。」至於兩地通關的時間，坊間消息一變再變，即使有人諮詢香港保險產品，他也不敢跟進得太深入。不過，近期公司微信群裏的討論明顯活躍起來，都覺得年底希望比較大。
2009年來港讀書時，莊晨的身份標籤還是「新移民」。他每日堅持煲劇聽廣播，為的是學好粵語早日融入社會。涉足保險業的原因也很簡單，「2015年開始有內地親戚朋友打聽這事」，適逢他辭去原有工作，在成都做起了餐飲生意，需要蓉港兩地穿梭，賣保險算是「舉手之勞」──去內地抽空見見客戶，回香港順便簽張保單。
財富神話 如夢泡影
但這樣的「雙城生活」很難兼顧效率，莊晨很快發覺，單打獨鬥已經跟不上市場擴張節奏，公司同輩都搭建起了自己的銷售團隊。「當我每年佣金還是200萬元的時候，他們已經做到1000萬了。」
較莊晨更晚入行的嚴晝記得，當時內地媒體也留意到行業的火爆，常有「瘋搶」、「血拚」等標題見諸報端，變相為香港保險產品做了宣傳。他甚至聽說有人為了蹭上這波紅利，申請香港專業碩士學位做「跳板」。「一年學雜費成本十幾萬，可能做兩個月（保險）就賺回來了。」
據香港保監局披露，2015年內地訪客新造保單保費為316億元，到2019年這一數字已達434億元，累計上升37%。而在這四年中，莊晨所在的團隊由二、三十人擴充至六百人，其中取得MDRT資格（百萬圓桌會員，年佣金55萬以上）的同事超過百人。「全球保險從業者的MDRT比例大約是1%，而我們超過了16%。」莊晨笑稱。
除了感受到錢湧香江的大潮，內地文化的輸入也很明顯。莊晨指出，「港漂」其實是內地的網絡用語，但現在也被香港社會接受了。嚴晝則關注到，保險公司會在報紙上買版面表彰經紀業績，排名靠前的清一色是港漂面孔。其中，被譽為「保險天后」的鄒蘋佣金曾年賺四億。
財富神話刺激着每一位從業者，到了2019年，嚴晝經常需要簽單到凌晨，莊晨所屬團隊也喊出了「千人十億」的口號。彼時香港街頭已是「硝煙瀰漫」，內地訪客因此縮水，但大單數量反而在增多，反映資金出海的需求旺盛，這給了港漂經紀足夠的底氣。為了打消安全疑慮，那段時間莊晨會貼身安排客戶行程。「他們回去後還會幫忙澄清，香港的情況沒有網上說的那麼亂」。
在嚴晝看來，兩地情緒對立與自媒體的煽動有一定關係。「社交平台不負責任的言論太多了，港漂夾在中間有很強的撕裂感」。莊晨身邊的朋友也有搬回內地的，很多是為了孩子的教育，但港漂經紀幾乎沒人離開，並且趁着樓價鬆動開始扎堆買房。「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剛好拿到永居，另一方面是覺得遇上抄底的時機了。」一位資深保險人士如此解釋。
事業疫境 恍若隔世
樂觀情緒在疫情面前戛然終止，封關後的港漂經紀幾近斷糧。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來自內地訪客的新造業務保費約4.7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92.7%，佔個人業務總額0.4%。莊晨公司的某區域總監此前購入匯璽一伙單位，每月房貸加上物業費要7萬元，重擔難挑只能把新房租出去「幫補」。
上述資深人士表示，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不少同事經歷過「大屋搬細屋」，但對於新一代的保險人來說，「捱苦是很難的」，今年已有上百人的港漂團隊解散。而離職潮又帶來新問題，嚴晝坦言，雖然公司也會找人接手，但不少客戶聯繫不上新的經紀，徹底淪為「孤兒單」。此外，互聯網反壟斷、教培行業雙減等政策出台後，不少內地客戶的收入也受到衝擊，斷保的情況時有發生，也有人要求將年繳保費改為月繳，以減輕自身的財務負擔。不過，內地媒體對香港保險關注度明顯下降，「相關報道也沉寂了」。
有感於經營壓力高企、行業日漸內卷，莊晨今年把成都的店面出售了，只等全面通關後重操保險舊業，這次陪客戶轉機就是試試水溫。「買香港保險不僅是為了健康保障，也是海外資產配置的一部分，這是內地保險無法取代的。」嚴晝卻擔心未來會遭遇強監管。過去有內地客戶以投保之名進行跨境投資，或是通過抵押保單套現，這些都屬於灰色地帶。「今年互聯網券商、澳門博彩業被整頓，針對的就是資金外流問題。」
在保險業務做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嚴晝也曾考慮留下來做個「新香港人」，但他最終選擇離開。「香港階層非常固化，如果沒有保險這樣的機會，年輕人幾乎無法實現躍遷，內地的晉升通道相對多一些。」嚴晝走時匆忙來不及感傷，原以為隨時都能再回來，怎料疫情如同一場漫長的告別，讓他有種恍若隔世的錯覺：
「可能等到通關那一天，兩邊都發現對方變了。」
（受訪者莊晨、嚴晝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