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
——重溫毛主席《論新階段》
作者 ：張其武，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縣人，中共黨員。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紅色收藏家，原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銜。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時曾經指出：「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本人收藏的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就是最早發表被毛主席稱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文獻的一期專刊，毛主席親筆題寫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專刊」的刊頭，並且紅色套印。
《解放》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16開鉛印本，1937年4月24日創刊，誕生在延安藍家坪的窯洞裏，開始為周刊，毛主席題寫了刊名，從1938年1月的第28期起，因無法保證每周按期出版，大體上是10天或半月出一期。該刊是綜合性政治刊物，其主要內容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兼有部分文藝作品。除在延安發行外，在各根據地和全國的大城市都設有發行點，因此，在全國影響較大。
《解放》第57期，共42頁，刊發了《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袍、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毛主席在六中全會上的報告——《論新階段》、《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通電一束》等5篇文章。毛主席為《論新階段》題寫了篇名：《論新階段——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1938年10月12至14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並且簽了名。毛主席的這篇光輝著作，這是首次公開全文發表。在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為了節省紙張，充分利用版面，該期《解放》專刊，不僅封面和封底都印了正文，而且毛主席題寫的刊頭也只能紅色套印在封面上端的刊名和版權頁之上。
80多年前的第57期《解放》，看似極普通的雜誌，但她記載和蘊含着一段鮮為人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歷史內幕，至今值得人們重溫和深思。
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 毛主席「孤立」堅持原則
1937年11月29日，正在八路軍發展順利之時，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候補書記王明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康生，為執行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回到了延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冒着紛飛的大雪，到延安機場迎接。這是毛主席和王明第一次會面。
王明自認是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理所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下機伊始，便趾高氣揚，指手畫腳，公開批評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戰路線和方針。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的工作報告，抹煞全面抗戰路線與片面抗戰的原則區別，批評毛主席和黨中央過去太強調民主、民生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採取「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等。這是明顯的右傾投降思想，但喝過幾年洋墨水的王明引經據典，侃侃而談，講話很有煽動性、鼓動性和迷惑性，還不時打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招牌，使不少與會者難以分辨是非。
由於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因為黨內許多同志思想上還不夠獨立和成熟，認為我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想法佔據主流，共產國際在中共內部有很高的威望，對與會者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會議期間，正好是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國民黨首府南京的時候，正面戰場的戰局處於危急階段。許多人對我黨統一戰線工作作了「自我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清楚，如果按王明的錯誤主張去指導戰爭，無疑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重演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悲劇。但是，毛主席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但對王明其它指責也作了回答，對原則問題是堅持到底的。毛主席在黨的七大上曾說：「12月會議上，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王明在延安只呆了10天，就急於去武漢主持中央長江局的工作，急於同國民黨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在武漢，王明不僅在政治上極力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而且在組織上儼然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到處作講演，繼續鼓吹他的錯誤主張。1938年1月1日，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未經中央同意，就在《群眾》周刊第4期上公開發表;2有10日，王明不經過毛主席本人同意，又借用毛主席的名義發表了《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可見，王明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任弼時赴蘇作匯報 王稼祥回國傳指令
毛主席深知王明之所以如此目中無人，飛揚跋扈，並不是因為他有高深的理論，更不是因為他對中國革命有多少貢獻，而只是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後盾。因此，毛主席認為要解決王明的問題，就必須盡快得到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就在這時，王明指名要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毛主席正好順水推舟，同意王明的要求，並要任弼時如實報告中共的抗戰情況，以改變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看法，爭取他們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的獨立自主的抗戰路線。
任弼時到莫斯科後，於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對報告大綱作了詳細的口頭說明。他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中國國內的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包括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和阻礙。這些，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1936年底，在莫斯科、雅爾塔療養的王稼祥，他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中腹部受重傷的傷口經過手術，得到較好癒合。中共中央考慮到王稼祥對蘇聯情況比較了解，決定讓他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1937年初，王稼祥從療養地回到了莫斯科，他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介紹了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情況。斯大林聽了介紹後，對毛主席領導下的紅軍表示讚揚，並請王稼祥轉告，祝毛主席身體健康。這說明毛主席已經在蘇聯領導人心目中佔有了重要地位。
1938年春夏之交，王稼祥的身體已經逐漸康復，他請示中共中央準備動身回國。臨行前，季米特洛夫在克裏姆林宮的客廳裏接見了王稼祥和代表中共中央前來匯報工作的任弼時，與他二人談了話。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目前仍然應該堅持與國民黨又合作又鬥爭的原則，警惕重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悲劇。」他還強調說：「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告訴王明等人，不要再爭了。」
1938年7月，王稼祥一行風塵僕僕，帶着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和文件回到了延安。這對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對於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也為開好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供了重要條件。於是黨中央決定，9月下旬在延安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便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使全黨認清抗戰的形勢和前途，明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責任，克服右傾投降主義。
王明爭權三施計 稼祥錚言再警告
早在1937年，王稼祥剛從療養地趕到莫斯科時，王明急忙跑到王稼祥處，向王稼祥大談「統一戰線」問題，強調「只要蔣介石抗日，我們就可以絕對服從」等等。其實，王明到王稼祥處的真實目的是想探聽國內的形勢。王稼祥沒有回答王明的問題，而是勸王明說，你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犯了許多錯誤，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希望你認真檢討一下。王明藉口他不在國內，對自己犯的「左」傾錯誤拒不認賬。兩人誰也沒有說服誰，結果不歡而散。
1938年7、8月間，在武漢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國並且帶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後，心裏一直不安。不久，中共中央通知王明由武漢來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並明確提到，會議要聽取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王明認為自己是共產國際執委，共產國際來了指示，應由他來主持中央全會。於是他起草了一份電報給中共中央，狂妄地提出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應到武漢開。中共中央接到電報後，毛主席駁斥說：「我們共產黨的中央會議為什麼要到國民黨地區去開?我就是不去。」王明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央拒絕。
王明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函告王稼祥，請他速赴武漢進行單獨會談。
王稼祥接到王明的信後，立即把信交給毛主席，並說：「王明是有陰謀的，我盡量想辦法叫他立刻回延安來!」王稼祥回到自己的住處，擬寫了一份給王明的電報，警告王明：應該服從中央的意見，按時回延安參加會議，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毛主席對王稼祥的做法表示支持。
王明兩計不成，又生出第三計。他回電中共中央，說準備回延安出席六屆六中全會，不過政治報告要由他來作。一般來說，誰作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意味着誰是第一把手。權力欲極強的王明很懂得這一套。黨中央電復王明：你來延安開會極好，誰作政治報告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決定，你先準備也無妨。這樣王明才離開武漢，乘火車到西安。到西安後，他又致電黨中央進行要挾，提出政治報告由他來作才能來延安，否則就回武漢去。黨中央電復王明還是回延安後再商量，開政治局會議來討論報告內容後再定。這樣，王明才勉強來到延安。
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打聽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精神。王稼祥把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訴了王明，還要王明特別注意：季米特洛夫說，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你不要再爭了!王明聽後出了一身冷汗。其實在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就提醒過他：雖然你在共產國際工作多年，而且是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之一，但你回去並不代表共產國際，因為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共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當時王明不以為然，到現在為止才感到被動和難堪。王稼祥帶回來的共產國際的新指示，無疑是給王明當頭一棒。
儘管如此，王明還想要最後掙扎，作政治報告一事仍不放棄。為此，中共中央先後兩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分別聽取王明準備的政治報告稿和毛主席就報告提綱的發言。兩稿相比，毛主席的報告提綱比較符合抗戰實際，既有經驗教訓，又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會議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決定由毛主席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政治報告。
毛主席領袖地位確立 張聞天權力逐漸轉讓
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同志從大後方回到延安，朱德、賀龍、羅榮桓等同志從華北回到了延安，劉伯承、陳毅等同志從江南前線也回到了延安。
王家坪、藍家坪、楊家嶺也都住滿了從各地趕來開會的人。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12人，即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王明、項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陳雲;中央委員5人，即關嚮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羅邁;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38人，這是1928年黨的六大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毛澤東宣布會議的議事日程，張聞天致開幕詞。
按照既定的議程，首先由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稼祥說：「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建立的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領導的軍隊執行着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全黨都必須支持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要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在中央領導機關內，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又傳達道：「在我臨走的時候，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特別囑咐，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這是季米特洛夫臨別時的贈言。」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話，猶如收繳了王明的「尚方寶劍」。這對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李維漢後來回憶所說的：「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10月12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政治報告，題目是《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繼續作報告。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共有8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六、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召集黨的七次代表大會。
報告指出，在將來武漢不守的情況下，抗日戰爭的形勢將出現許多新的情況，過渡到一個新階段。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才能應付戰爭的新局面。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
報告強調，全黨要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毛主席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
毛主席的這個報告，在《解放》發表時，題目定為《論新階段》，其中的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編入《毛澤東選集》。
毛主席在會議的結論中，突出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毛主席從總結中國革命戰爭歷史經驗出發，強調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闡明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注重正規戰而忽視游擊戰爭的錯誤觀點。
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干擾。
毛主席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懷在會上發言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會議還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對歷史上受到錯誤處理的幹部「應予平反」：對肖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周以慄、餘澤鴻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是「不對的」;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人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羅明路線除個別人外，被處罰者應「宣告無罪」;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從而，解放了一大批黨的幹部。
在抗日戰爭進入新的發展的重要歷史時刻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意義十分重大。毛主席後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說，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那麼中共六屆六中擴大會議就是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在共產國際指示下鞏固了毛主席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
會議一致通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同時，會議鑒於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王明違反組織紀律的事實，還通過組織建設的幾個文件：《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決定》中強調黨員要認真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反對任何自由主義的言論和行動。規定各位中央委員，沒有中央委員會的委託，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外發表言論及文件，不得在中央委員會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反的意見，也不得有任何違反的行動。
會議還進行了部分組織調整，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會議對中央政治局領導的分工也進行了部分調整，劉少奇兼任中原局書記，周恩來兼任南方局書記。這就結束了王明的錯誤領導。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在六中全會中首先向毛主席提出「讓位」，推舉毛主席為黨中央總書記。當時，毛主席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主席的意見，沒有堅持己見。
張聞天雖然沒有把總負責人一職讓掉，會後卻主動將工作轉移給毛主席，並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移到楊家嶺毛主席的住處開，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但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由毛主席做出決斷。不過，毛主席是大事抓得緊而不愛管具體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還是由張聞天處理。中央秘書局也一直跟着張聞天。六屆六中全會之後，以中央名義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排名順序也由原來的「洛、毛」改為「毛、洛」。因此可以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之後，黨中央的領導實際上已經完全轉移給了毛主席，儘管黨中央從組織手續上沒有做出這方面的正式決定。張聞天淡泊名利，對有些人譏諷他主動推舉毛主席為中央總書記，議論他是「泥菩薩」等，他都坦然待之，總是說：「真理在誰手裏，我就跟誰走。」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
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開了一個多月，於11月6日勝利閉幕。會議結束這天，正逢十月革命勝利21周年。當晚，中央舉行了會餐和晚會。會餐時，毛主席代表黨中央興致勃勃致辭：「我們為了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21周年和六中全會的勝利，並向大家致謝，我們共同喝一杯酒。」全場起立鼓掌，都興高採烈地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晚會結束時，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到後台接見魯迅藝術學院的演員時，舞台上響起了中共黨史上最早而又最多的一句歡呼聲——「毛主席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