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 春 (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
特朗普新冠確診，令大選結果充滿懸念。不過，我們最終需要關心的是，接下來四年美國經濟的表現如何？儘管拜登的民調支持率更高，但多數人認為特朗普更懂經濟。共和黨給人的印象是親近商界，強調效率，更擅長把經濟這塊餅做大；而民主黨強調公平，更擅長分餅。因此，多數人認為共和黨治理下的美國經濟表現更好。但這種印象與事實嚴重不符。二戰後共和黨治理下的主要經濟指標，都要顯著差於民主黨。這在90年代初期就廣為人知，並一直持續至今。
美國季度GDP資料開始於1947年，從杜魯門第二任期到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3.33%，在七個民主黨和九個共和黨總統任期內分別為4.33%和2.54%。每次共和黨上任，經濟就變差；民主黨總統上任，經濟就變好，無一例外。算上今年美國預期的-3.2%的經濟增長率，特朗普任內四年的平均GDP增速就只有1.13%，不如奧巴馬的第二任期的2.19%。
民主黨歷史表現佔優
相對共和黨，民主黨總統任期內，平均來看，失業率、企業利潤年增長率、工資的年增長率、衡量技術貢獻的生產率年增長率、工業和非農商業產量、企業僱傭時間、每小時產出、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等指標都是民主黨總統成績更好，而且大部分差異是統計顯著的。
標普500指數在民主黨總統期間年均收益率高達8.35%，而共和黨總統期間只有2.7%。奧巴馬第二任期標普年均收益率為12.45%，與第一任期差不多。特朗普前三年任期內標普的年平均收益率14.02%，雖然更高，但算上今年截止到目前3.64%收益率，就無法跑贏奧巴馬了。
從杜魯門到奧巴馬第一任期一共256個季度，一共出現49個季度的經濟衰退，民主黨總統佔了8個，共和黨總統佔了41個。算上奧巴馬第二任期和特朗普這四年，民主黨的衰退季度不變，共和黨變成了43個，到年底會再增加1個。
回到1947年之前，根據經濟史家的估算，1875到1947年，民主黨主政白宮時經濟表現同樣更好。順便提一句，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如實際GDP平均增長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股市表現在共和黨總統任期內更好。
原因何在？如果只看資料之間的統計關係，大家通常想到的原因都無法解釋這種差異：首先，美國經濟增長與國會多數黨由誰掌控無關。其次，總統就職前的公眾服務經歷和其他個人特徵對經濟增長也沒有什麼影響。第三，總統上任時經濟發展趨勢和初始條件，民主黨並不佔優勢。第四，儘管民主黨任期內軍費開支的增速更高，但除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的朝鮮戰爭外，其他戰爭開支無法解釋經濟表現差異。第五，兩黨在貨幣或財政政策上的差異也無法提供解釋。總統並不能直接影響貨幣政策，雖然聯儲主席屬於民主黨時的經濟增速更高，但任期內利率通常上升，與共和黨主席任期內利率通常下降相反。雖然共和黨總統制定的財政政策更具擴展性，也帶來更多赤字，但實際經濟表現卻更差。第六，金融市場動盪也解釋不了經濟表現的黨派差異。
研究發現，民主黨總統的經濟治理能力未必更強，他們很可能只是「運氣」更好！
首先，石油價格上漲時美國經濟表現往往比較糟糕，尼克森、福特和小布什就運氣不好，但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了油價上漲。其次，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的技術生產率提高得更快，這既有運氣成分，也與產業政策相關。克林頓和奧巴馬任期內分別出現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發展浪潮。第三，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石油和生產率因素變得有利時，歐洲經濟增長通常較快，這也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特別關鍵的是耐用品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在民主黨總統任期內明顯更高，促進經濟增長，這應該和消費者信心和商業信心更高有關。
如果大家相信「運氣」理論，那麼美國下一任總統，很可能趕上油價較低的時期；同時，以區塊鏈、大資料、人工智慧、安全技術、物聯網，以及雲服務，計算技術等代表的BASIC科技發展也可能到了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時期，將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如果拜登當選總統，他會致力化解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緊張關係，這更有利於全球經濟表現。
不僅憑運氣更靠理念
與「運氣」理論不同的是，「政治周期」理論認為這是政黨經濟政策與企業和家庭互動的結果。共和黨相信經濟自由主義和放鬆監管帶來經濟增長，但實際上經濟增長另有原因，過度自由和寬鬆的監管政策加大風險積累，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在財政支出上，共和黨總統任期的支出與民主黨一樣多，但卻拒絕通過加稅來彌補由此造成的預算赤字。
民主黨的經濟政策追求不同經濟主體的平等，體現在對富人增稅，對窮人減稅，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水準。在把餅分得更公平的時候，也讓餅變得更大，因為貧富差距的減少更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窮人的消費傾向更高），並形成良性迴圈，結果就是更快的經濟增長、更低的失業率和更強勁的股市，也帶來了耐用品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這樣的結果在州政府層面也同樣明顯。讓人意外的是，不僅少數族裔和窮人，就連白人和富人也在民主黨執政期受益更多。創業精神、社會向上流動性、社會資本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民主黨治理下也更顯著。
與通常理解的相反，拜登的經濟政策可能更有利於美國經濟和市場的表現。如果拜登勝選會提高企業和1%最富有家庭的邊際稅率。研究顯示將企業平均所得稅率從目前的21%提高到28%，只會對企業利潤造成輕微衝擊。雖然科技公司被認為是徵稅的對象，但他們給拜登的選舉捐款卻是給特朗普的數倍。
從美股反彈來看，受益於拜登政策的股票組合表現優於特朗普組合，部分體現了市場並不擔心拜登成為總統。拜登即使加稅也會等到疫情得到控制，經濟復甦後才進行。相反，通過堵住允許避稅、將利潤和生產轉移到國外的漏洞，以及新的「美國製造」政策，將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利潤，新稅收政策的影響將得到充分抵銷。
拜登提出了一套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提高最低工資，促進收入和消費。針對有需要的家庭、工人和小企業，以及基礎設施加大支出，致力於教育和工人再培訓，支持產業創新確保未來的競爭力。拜登將在貿易、移民、外交和環境保護政策上採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修復與盟友的夥伴關係，並以「合作競爭」取代「兩敗俱傷」的政策來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些都將有利於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
無論大選結果如何，我們應該對未來美國和全球經濟保持信心。不管理論如何解釋，美國都可能繼續保持歷史軌跡。在投資上，保持適度樂觀，堅持做好長期投資，降低短期市場波動對資產配置的干擾，是更佳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