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良
在我們探討人類文明未來時，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總是如影隨形：截然不同的文明體系，究竟能否真正理解彼此？抑或所有對話都不過是「優雅的誤解」？
這是一個哲學困境的現實映照。在我近期創作的網絡小說《琉璃七政儀》中，這一困境被具象化為兩個核心意象：「邏各斯之鏡」與「知識樹」。「邏各斯之鏡」的構建者認為，每個文明都是邏輯自洽、意義封閉的宇宙，核心概念如同不同星系的生物，擁有無法通約的「DNA」。因此，他主張製造系統性的「禮貌誤解」，讓文明像宇宙星辰般彼此照亮卻永不融合，以此守護各自的「純粹性」。這是一種源於深刻哲學絕望的文明「保護主義」。
與之相對的「知識樹」隱喻則提出，文明如同根植於特定歷史、文化、環境「土壤」中的生命之樹。文明之間的互動不應是「嫁接」或「移植」，而應像森林中的不同樹種，根系在地下通過菌絲網絡交換養分，樹冠在空中相互授粉，在保持各自完整性的同時，孕育新的可能。這是一種基於生態思維的「共生林」範式。
這兩種範式間的張力，塑造了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光譜。而在現實世界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它既非「邏各斯之鏡」的隔離實驗場，也非完全理想主義的「共生林」藍圖，而是用四百餘年時間，默默進行着一場人類歷史上極為持久的文明共生實驗——澳門。
當兩個世界在南海相遇
一五五七年，當葡萄牙人被默許在澳門半島定居時，可能沒有人預料到，這個面積不足三十平方公里的小漁村，將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個獨特樣本的開始。與殖民時代常見的「征服─同化」模式不同，澳門從一開始就展現出奇特的「共治」格局。
明政府保留了對澳門的主權和司法管轄權，葡人社區則享有一定自治權，負責港口管理與對外貿易。這種獨特的「二元治理」模式，為兩種文明的接觸設定了基調：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尋找共存的邊界與規則，摸索和實踐共存的方式。
這種模式背後，是中國傳統天下觀中的「羈縻」智慧與葡萄牙海洋帝國實用主義的奇妙結合。澳門，就這樣成為了兩個龐大文明體系之間一塊微小的「接觸墊」，一個天然的文明互動實驗室。
日常生活中的文明對話
一個成功的實驗室，不僅要有理念，更要有讓理念持續運行的機制。澳門文明的「共生實驗」，其精妙之處恰恰在於，它主要不是通過宏大的理論建構，而是通過數百年來無數細微的日常實踐來維繫的。
空間成為拼貼而成的和諧美學。漫步澳門街頭，最直觀的感受是空間的對話。在「歷史城區」，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媽閣廟的裊裊香煙與聖保祿教堂遺址（大三巴）的十字架剪影，在同一片天空下形成超現實的並置。信眾們各自前往參拜，路徑交織卻互不干擾。
——狹窄的「爛鬼樓巷」兩側，嶺南風格的青磚騎樓與南歐色彩的粉黃建築並肩而立，廊柱下的茶餐廳裏，葡式蛋撻與港式奶茶同時飄香。
——在崗頂前地，巴洛克風格的聖若瑟修院、經典歐陸風情的的何東圖書館與聖奧斯定教堂廣場，圍合出一個多元建築風格的露天博物館。
這種空間布局並非精心規劃的「主題公園」，而是歷史層累的自然結果。不同文明的建築語言沒有融合成一種單調的「混合風格」，而是形成了「相鄰而不相犯，並置而又對話」的獨特美學。這正是「知識樹」理念的物理呈現——不同的樹並肩生長，樹冠在空氣中輕觸，卻各自扎根於自己的土壤。
如果說建築是文明的骨架，那麼「土生葡人」群體就是澳門文明實驗室培育出的最鮮活的「文化果實」。
這個群體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生物與文化「共生」過程。早期葡萄牙男性與東南亞、印度、日本乃至中國女性通婚，其後代在澳門獨特的文化環境中成長，逐漸形成了身份認同。他們「以葡萄牙語為根，卻開出土生土語的花」。
——語言上，他們創造了獨特的「澳門土生土語」（Patuá），以葡萄牙語為基礎，大量融入粵語、馬來語、印度語詞彙，成為文明融合的語言化石。
——信仰上，他們一部分人虔誠信奉天主教，卻同時祭拜祖先，參與清明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慶。而在農曆新年，土生家庭的門上也貼着對聯。
——飲食上，他們創造了世界獨一無二的「土生葡菜」：非洲雞混合了葡式烤製與東南亞香料；「馬介休」這道葡國鹹魚，在澳門演變出炒絲、燒薯仔等多種符合中式口味做法；甜品「木糠布甸」則是葡萄牙甜點與粵式口味的完美結合。
土生葡人不是一個簡單的「混血」群體，而是文明深度對話後自然「生長」出的新文化主體。他們同時內化了多種文化編碼，並能根據情境自如切換。他們是活的證據，證明文明之間的邊界可以是滲透的、富有彈性的，而非不可逾越的壁壘。
澳門實驗室的持續運行，離不開一套獨特的制度安排與文化心理，既有柔性邊界，又有彈性認同。
歷史上，明朝與清朝政府實行「以商制夷」「以夷制夷」的策略，通過承認葡萄牙人擔任的「夷目」（後稱「理事官」）管理葡人社區內部事務，中國官府則處理涉及華人的案件及重大事務。這種「分而治之，間接管理」的模式，減少了兩大文明體系的直接摩擦，創造了緩衝空間。
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框架下，身份的彈性與多重歸屬成為可能。許多華人既是中國皇帝的臣民，也參與以葡人為主導的國際貿易網絡；葡人既是遠在歐洲的國王的臣屬，也在實際上接受中國主權的約束。這種看似矛盾的「雙重歸屬」，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種務實的生存智慧：認同可以是情境性的、多層次的，而非排他性的、單一的。
（來源：大公報B4：大公園 2025/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