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英鵬
近日香港疫情持續惡化，每日維持數千宗個案遞增，並有多名年幼和年長的市民因染疫而離世。面對疫情，特區政府仍然採取「擠牙膏式」的抗疫手段，採取逐步收緊防疫措施的路徑。筆者認為，香港現在已經到了危急時刻，特區政府抗疫既要「懷菩薩心腸」，也要「行霹靂手段」，必須以對香港市民和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態度，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壓制疫情。
管治團隊要當起主體責任，對市民和國家高度負責
所謂「懷菩薩心腸」，就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就是貫徹習主席所說的「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的大局穩定」。香港的管治團隊必須要放棄打工者的懶政心態，切實擔當起抗疫的主體責任，拿出對全體香港市民和對國家高度負責任的態度，各項工作要以市民的幸福安康為中心，盡心盡責履行好管治責任。對於履職不力的官員，也應「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突破條條框框束縛，善用法律手段抗疫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法治社會，社會的運作以規則為基礎，政府運作也是緊跟規則做事，這在太平盛世或有優勝之處，但是遇到大型天災或社會變革就會顯得因循守舊，不合時宜。面對前所未有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香港的管治團隊不能墨守成規，非常時期要用非常之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克服一切困難，變「不可行」為「可行」。正如習主席的指示「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這里的「一切」包括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為了抗疫就拋棄法治了，而是說我們應變被動為主動，讓法律和規則服務於抗疫大局。
所謂「行霹靂手段」，就是「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內地朋友常問：為什麼不實名追蹤？為什麼不全民強檢？為什麼不禁足封城？為什麼不「抄內地的作業」？有人說香港的體制有別於內地，法律上不可行，不具備現實條件等，甚至有人說強檢侵犯人權和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此云云，但深究起來，這些都是偽命題。
在法律方面，首先，從規例（Regulation）方面而言，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有極大的權力，只要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Public Danger）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她）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其次，從條例（Ordinance）而言，完善選舉制度和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立法會可以迅速通過各種條例，支持抗疫大局；最後，從憲法、基本法和人權公約層面而言，人權受保障的同時也可受到合法限制，支持這方面論點的法律論述和判例浩如煙海。如果有人向法院提出法律挑戰，那麼特區政府就應該迎難而上，律政司要做好打「法律戰」的準備。對於通過了的防疫法例，政府要果斷執法，以法律手段達到防控疫情的目的。
在現實條件方面，香港從來都不缺人手，目前同鄉社團、青年組織等志願者已經挺身而出，衝鋒在前，但是香港龐大的公務員群體尚未充分地調動起來。在國家宣布支援香港後，大批援港物資運抵香港，市場物價迅速平穩，大量的內地援港隔離設施正在火速施工。國家是香港最堅強的靠山，並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關愛和行動。在國家強大的支援下，缺人缺物的觀點都是不成立的，決策者缺的是決心和擔當。
還有一種顧慮就是香港承受不起內地那種嚴格的防疫管控措施，代價太大。問題是香港市民在過去兩年這種「兩頭不到岸」式的防疫措施下所付出的代價還小嗎？當我們選擇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我們選擇了「動態清零」為目標時，我們就應實行和國家防疫措施相適應的措施。
香港抗疫關乎國家利益，要果斷借鑒國家抗疫經驗
香港的抗疫不僅關乎一城百姓的安危，也關乎整個國家的利益。抗疫失敗甚至「躺平」，不利特區政府管治，不利香港社會穩定，不利國家長治久安。特區政府抗疫要善用國家援助的同時，也要積極承擔起主體責任，果斷地借鑒國家在過去兩年行之有效的抗疫經驗，勇敢地採用被實踐反復證明是科學和成功的國家抗疫方案。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選委會同鄉社團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大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