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卓銘
英國保守黨議員顏敏時早前在教會與選民會面期間，遭「孤狼」刺殺身亡，當地警方經調查後，指疑犯為伊斯蘭國支持者，控告其一項謀殺罪及準備恐怖活動罪。事件在英國社會與政界引起不小的震蕩。
議員遇刺不論放諸哪個國家，想必都會被歸類為最嚴重的政治事件之一，試想，連可以直接控制國家資源的議員都無法百分百被保障其人身安全，那普通市民又應如何自處呢？而更令人驚愕的是，原來短短5年前，英國才剛發生過同類事件。
當時的受害者為工黨國會議員Jo Cox，報道指兇徒為納粹支持者並與極右翼政治組織有聯繫，因不滿Cox反對脫歐及親移民政策，遂以「背叛白人」為由將之殺害。頗讓人感到不解的是，Jo Cox案發後未幾，英國國會便把議員的保安開支由原來約17萬英鎊，大幅提高25倍至450萬英鎊，然而5年過後，同樣是國會議員的顏敏時，卻同樣在公眾場合遭到「孤狼」以同樣方式刺殺。這不禁讓人想問，英國究竟有多重視議員的安全，這些年來多花的數百萬英鎊，又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或者更根本的問題，是英國究竟有沒有從事件中學到哪怕一丁點的教訓？
每三日就有議員報警
仔細翻查資料過後，筆者才赫然發現議員這份大部分人眼中的「筍工」，在英國竟然猶如「高危職業」。除了上述兩宗案件，2010年，工黨議員唐士勳出席選區公眾活動期間，遭一名女學生刺傷腹部，理由是唐士勳支持伊拉克戰爭，該女子聲稱要「為伊拉克人」報仇；2000年，時任自由民主黨議員Nigel Jones與其助理Andrew Pennington在協助處理選民的法律糾紛期間，突然被人用武士刀襲擊，議員手部被嚴重斬傷，而其助理卻沒這麼「幸運」，不幸當場身亡。1990年，保守黨議員Ian Gow因在北愛爾蘭問題上抱「保守立場」，被武裝恐怖組織「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在汽車上安裝炸彈暗殺。
上述還只是有出現人命傷亡的例子，據傳媒引述英國警方的統計，光是2016至2020年期間，就發生過近700宗針對議員的案件，涉及恐嚇、惡毒言論攻擊等，也就是平均一年有近140宗相關案件，警方每3日就會接到一名議員報警。究竟英國議員平日面對多大的人身威脅，以及英國的治安及恐怖主義問題有多嚴重，相信已不言而喻。
如果針對議員的犯罪行為只是偶然發生，那還可以說是個別事件，但數十年來不間斷持續發生，就屬於社會現象，背後必然有相關因素促使和解釋其產生。針對議員只是這些事件的表象，本質其實是英國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以及對社會現狀的焦慮，如果簡單以近因和遠因區分，大致可分為兩類：
首先是近因，亦即脫歐後以至新冠疫情造成的社會變化。毋庸諱言，自2015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提出脫歐之後，英國社會可說陷入了史上最嚴重的分裂。此不單是政黨或單純政治立場上的分裂，而是涉及到勞工、種族、福利、社會經濟結構、意識形態等的全方位分裂。一方面，英國希望透過脫歐，重新掌握對本身前途的控制權，但同一時間，退群所構成的割離感，亦令英國這艘「孤船」失去明確的航行方向，尤其新冠肺炎的打擊，使後脫歐時代在一個相當糟糕的起點出發，更加深了英國的集體焦慮。
這種割離感從上而下滲透進英國社會每個角落，人們急需要一種論述作為精神支柱，或曰精神鴉片，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相當一部分的英國人會投身激進活動了。
至於遠因，其實大部分可以歸納為歷史遺留問題。從一二戰到伊拉克戰爭，英國與距離十萬八千里外的中東恐怖主義扯上關係，某程度上也可謂咎由自取。由20世紀初英國「單方面」宣布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然後在巴勒斯坦劃分阿拉伯及猶太人居住區，間接觸發第一次中東戰爭。及至21世紀開始，英國在中東問題採取親美立場，使自己成為不少恐怖組織的頭號目標之一，更不要說之前一段時間沉寂下來的北愛問題，又因脫歐而再度被激發。其最終的結果，就是今天議員變成了英國最高危的職業之一。
安全不保何談自由？
近四個月前，香港也發生了一次「孤狼式」恐襲，香港市民對此可謂感受至深。頗為諷刺的是，英國自身明明身處更嚴重的恐襲威脅，一邊譴責刺殺議員的兇徒使用暴力，對香港卻採取完全相反的態度。對於本土恐怖主義、分離勢力構成的安全風險，英國理應比其他國家更理解香港才是，但結果，他們自己國內稱作恐怖主義的行徑，換香港發生就變成了「合理抗爭」、恐怖分子也被稱作「英雄」。用這種意識形態至上的方式管治國家，也難怪英國治安一直為人詬病。
據全球數據庫Numbeo的「2021年安全指數」，英國在歐洲34個國家中，排名第30，僅比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稍好，至於香港的安全指數則高達全球第6。早一段時間，有一定數量的港人選擇移民英國，當中大概有不少是「黃絲」，想在英國享受他們渴望已及的「民主自由」，不知現在有多少人發現自己被騙了？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受到恐怖主義威脅，連議員生命都無法保障國家，究竟談何保護一般平民的身家性命安全？一個這樣的國家，還能期望有多少「民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