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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筆化細雨 國士亦鬥士

《大公報》舊址位於天津市和平區和平路169號

文/馬浩亮

被譽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的張季鸞先生,故去已經整整八十年了。他不僅是大公報歷史上難以企及的巔峰,也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座豐碑。在三十年的職業報人生涯中,張季鸞始終秉持一顆愛國丹心,為國家為民族鼓呼吶喊,從不退縮;對敵寇對漢奸鞭撻討伐,誓不低頭。他展示了中國文人的崇高氣節與偉岸風骨,洵為無雙國士、無畏鬥士。這也奠定了大公報「文章報國」的報格與報魂,薪火相傳,激勵一代代報人不忘愛國初心,矢志砥礪前行。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陝西同鄉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報》,張季鸞正式開啟了職業報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駕馬車」接手大公報,開啟了「新記」時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記《大公報》創刊一萬期。各界賀信祝詞紛至沓來。胡適在賀辭《後生可畏》中指出,《大公報》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同年,「九一八」國殤變起,大公報開啟了最為艱苦卓絕而又波瀾壯闊的時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戰正值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一年五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是為中國報界前所未有之光榮。詎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將生命獻給了新聞事業。

大公報能夠成為輿論重鎮,張季鸞居功厥偉。身體力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秉持新聞救國、文章報國的理念,臧否時事,針砭時弊。「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對時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激勵鬥志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目睹明治維新之後的巨大變革,對日本的國策軍情有着相當的了解。因此,他對於時局的體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銳。

「九一八」事變前,張季鸞陸續發表過多篇文章,提醒國人應有危機意識。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東北對外關係之前途》,針對日本的異動,呼籲當局「速為相機因應之籌劃,最好恢復邊防大員,多駐軍隊,隨時震懾,同時與朝鮮督府交際聯絡,避免隔膜,且可資為研究,庶不致臨渴掘井,手忙腳亂,東北幸甚,國家幸甚!」

也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責任心和敏銳洞察力,令大公報得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第一時間獨家報道了這一消息。其後又迅速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一是開闢「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從日本所遭受的國恥;二是創辦《軍事周刊》,請著名軍事教育家蔣百里主編,向民眾普及軍事常識。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兒莊大捷,舉國振奮。八日,張季鸞發表《台兒莊勝利以後》,繼續打氣鼓勁:「這一戰,證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還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淵猛進而不肯回頭的,我全國軍民務須切實知彼知己,沉着奮鬥。」

抗戰期間,大公報記者出生入死,在血與火的第一線,發回了許多傳世名篇。陳紀瀅隻身勇闖偽滿洲國白山黑水,孟秋江輾轉長城腳下、青紗帳邊,呂德潤、黎秀石穿越滇緬叢林,朱啟平在硫磺島和沖繩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張季鸞曾對「戰地記者」做過一番精闢闡述:「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中國民族新生命之發揚,主要靠戰地記者血淚交融的幾枝筆。」

當時在大公報擔任主筆的李純青後來回憶道:「大公報在版面上沒有一字一句對抗日發生絲毫動搖。」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報「四不」方針的重要一環。「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張季鸞一直堅持:「業言論者,宜不媚強御,亦不阿群眾。」

張季鸞密切關注時局變化,進行冷靜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態發展,幫助國人正確認清形勢。「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國家真到危重關頭》中寫道:「蓋日閥行動,證明其志在滅中國,不止在併三省……中國至此,已非國恥問題,而真為存亡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對戰事前途應有的認識》,開篇指出「這一戰,中國必勝,但附有條件:必須力用夠,苦吃夠,斷無便宜的勝。」並列舉了四點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決心,斷無中途罷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過重視日本的內部不安或經濟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眾感情並不能牽制軍法行動,其經濟基礎一時也不會動搖。」「第三:現在國際上的道德呼聲並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濟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國際形勢確與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看我們自己奮鬥的成績……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鬥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據駁斥了投降、妥協、苟安、寄希望於國際等不同論調,鼓勵國人必須鬥爭到底。旗幟鮮明,鞭辟入裏,充滿信心但不盲目樂觀,正視困難而不畏葸懈怠。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曾說:「季鸞先生洞察時事,眼光之敏銳與遠大,就中日關係來說,先知先覺,是最權威之政論家。」

公允持正

張季鸞言論的出發點都是救國、愛國、報國,以國家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先,體現的是一種匡扶天下、憂國憂民的士子情結。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報榮獲密蘇里新聞獎章幾天之後,當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公報》刊登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起因是當時日寇進犯中條山,散播謠言,污衊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對岸觀火」,挑撥離間國共關係。一時間反共輿論甚囂塵上。大公報社評指出:「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此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評後,連夜疾書一封長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壩大公報館。信中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論──《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惟貴報所引傳說,既泰半為敵人謠言……」接着說明晉南戰事真相,駁斥敵寇謠言。

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非常重視。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報》上全文刊登,並摘錄信中兩句話「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為題,醒目表達了中共的抗戰立場。他還扶病撰寫了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這兩句話,並且寫道:「這些話,非常精闢。正是我們在北方辦報多年的政策標準,也正是十幾年來中國大業演進的推動力量。」

嫉惡如仇

張季鸞體質瘦削,但卻一直都是言論界的勇士與鬥士,嫉惡如仇。對於醜惡奸邪,輒加撻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報編輯工作之初,就以膾炙人口的「三罵」而聲名鵲起。所罵者,皆是手握重權重兵的要員。

一罵吳佩孚剛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吳佩孚連遭慘敗,倉皇逃回鄭州。十二月四日,張季鸞撰寫社評《跌霸》:「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無之,但有氣耳。」

二罵汪精衛權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張季鸞發表《嗚呼領袖欲之罪惡》一文,斥汪精衛「可以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

三罵蔣介石虛偽好名。一九二七年,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忙着籌辦與宋美齡的婚禮,並卻鼓吹結婚乃是為了革命工作進步。十二月二日,張季鸞發表《蔣介石之人生觀》,批評其不過是以「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革命志士「雖犧牲其最寶愛之生命而不辭」,而蔣「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

而對於背叛民族、賣國求榮的漢奸敗類,張季鸞更是不吝筆墨。一九四○年初,汪精衛與日本暗中簽訂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其親信高宗武、陶希聖兩人在緊要關頭幡然悔悟,秘密離滬赴港,將密約經由杜月笙交給張季鸞。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獨家刊登「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並痛斥:「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同日,重慶《大公報》亦刊發相關消息。此後連續數日,兩地《大公報》相繼刊發多篇社評《敵汪陰謀的大暴露》《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一針見血地指出:「全國同胞應該徹底明瞭了:敵人的野心陰謀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衛所謂的『和平救國』,就是整個的亡國。」

這是正義與無恥的較量,是振臂高呼與怯懦屈膝的鬥爭。正如張季鸞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報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們誓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憑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我們對國家的敵人必誅伐,對民族的敗類必摘擊,伐敵謀,揭奸計,是我們不敢後人的任務。」

他,將文人的正氣歌、報人的丹心譜,永遠留存在汗青之上。

編輯: 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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