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彝民

費彝民(1908年12月22日-1988年5月18日),筆名執中、夷明等,人稱「費公」,江蘇蘇州人,生於上海。

費彝民,姑蘇人也,生於雲間,幼年舉家遷至京師。少聰慧,入天主教所辦庠序,稍長成,以學優聞於同儕,欲負笈至法蘭西。適逢「五卅」學運,彝民投之,學運遂聲勢日隆。法人以學業挾彝民,使其棄之,竟不能奪其志。遂棄學業,亦無悔矣。

既加冠,得識張公季鸞,結為忘年之交。彝民能執筆事,以文才知聞,穎脫見知。初至盛京始作邸報新聞,後轉天津入《大公報》,善為能事,卓爾出羣。嘗作《談大公報的使命》,所言皆切以要理,胡、張多嘉其識。後隨《大公報》歸松江,及至日寇侵華,為事雙親而囿于滬上。雖深陷囹圄,彝民存身於此,為完己救亡之願,竭力助《文匯報》初創,幸依舊存施設,枕戈待旦,志梟逆虜。旋即遭賊拘禁,幸得友人相救,以得無恙矣。國寇驅盡,胡政之南下復香港《大公報》,彝民隨之。然胡公溘然而卒,重任移委彝民,由是居香江卌載,承大公同人之志,蹈之遂成新聞報國事矣。

彝民一生精縱橫之事,世人多稱「費公」。香島,天下通衢之要路也,此時亦為中華通四洲唯一路也,费公處此扼喉之地,忠其職事,數會周翔宇、鄧希賢剖決機宜,善治華夷要事。羅剎侵珍寶島,矯揉作態欲侵中華之地,費公撰《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促迅指解紛。公精習法文,困於滬上時,曾于哈瓦斯通訊社主文字事,多與法蘭西名士交遊,至香港時,常促中法以成其國事,竟得榮譽騎士之殊榮,後又以法文一字解中日齟齬,周翔宇以「一字之師」盛讚之。費公性骨鯁,多為民發慷慨之聲。適時英人據港久矣,民遭天火以致流離失所,穗民聞之,欣然規往。英府爪牙懼,以拒賊法阻之。港人憤厲,走街以發積懣,警以武傷黎庶,竟致民死。費公陳其暴行,遭幽囚亦難止其聲,英人憚其能,釋之。類此事者,多不勝數。

費公躬行孝悌,事親至孝。其兄早卒,費公撫其遺孤,視如己出。費公頗有俠名,不視門第長幼,上至廟堂,下迄氓隸,無論官紳百工,悉以為友。亦多砥礪後學,嘗資人求學,身後亦設金以勵志於新聞之子衿。乙丑更始後,中華百廢待興,時值用人之際,國欲攬天下賢才,而宇內俊秀皆欲宏己報國之志,於是費公作驛橋,助高士以成能事。費公言傳身教,後輩多效之,費公主事《大公報》四十載,港人多營貨殖,受《大公報》所化,成愛國之士者眾。費公於戊辰卒於香港,壽八十歲。

贊曰:費公彝民,盡其職事,世所稱賢。善總領其職事,性豪爽,多行慷慨之事,縱橫捭闔諸國間,賓客往來皆天下俊傑,所交國無不與華夏相依。世雖多有愛國者,然似費公數十年如一日者,未有過之也。

投身學運入大公
费彝民

青少年時代的費彝民(費家提供)

幼時隨家人遷居北京,小學畢業後,考入天主教中學。1925年自北京高等法文學堂畢業後任職於隴海鐵路總會所,畢業那年還未滿十七歲,因為學習成績優異,獲法國政府保送法國深造。1925年,正整裝待發,上海爆發了「五卅慘案」,影響遍及全國各地,震撼世界。如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一樣,懷着滿腔悲憤投身學生運動,並成為運動的中堅分子。法國當局向费公發出嚴重警告,威迫费彝民退出學生運動,並皈依天主教會。费彝民一口拒絕,主動放棄了赴法國留學的機會。

青少年時代的費彝民(費家提供)

1930年,費彝民由張季鸞聘為天津《大公報》社駐瀋陽兼職通訊員,調往東北工作,開始為天津《大公報》撰寫新聞和通訊稿件。曾任北京中法儲蓄會總管理處文書課主任、遼寧總分會經理。

1931年5月22日,天津《大公報》發行「一萬號」紀念日,為此準備編輯出版「特刊」以示慶賀,報社更是早在年初就開始向海內外徵文。應張季鸞之邀,費彝民撰寫了《談大公報的使命》一文,並在一萬號第四張第一段刊出。文章指出:除了傳達新聞、領導輿論的宗旨外,《大公報》應注意三點:一、對於公民常識應提供必要的資料,愈多愈好,不論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實業、交通,記載不妨詳盡,數量尤需增加。二、對於社會上一切有價值的行為或功績,必須盡力鼓吹介紹。今後對於社會上堅忍力行或拓荒者奮鬥的事跡,應特別介紹,大書特書。對好的努力提倡,對壞的積習批評,使社會有真是非,人生有真標準。三、全國的國是,擇其有討論自由的各種問題,分別敘述研究,努力改革改良,報紙應作有效的、徹底的救國宣傳。

青少年時代的費彝民(費家提供)

「九一八」事變後,費彝民回到天津,正式加入《大公報》社的報人行列。後來費去北平,為國際聯盟派來中國的李頓調查團擔任法文翻譯。在此期間,曾連續在報上發表《航空救國》等文章,支持全國航空救國捐獻運動和在北洋大學開辦航空工程班。1932年,費彝民任天津《大公報》編輯部書記、文書課和經濟課主任。以工作出色受到《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重視,一度被晉陞為報社總稽核。

1936年4月,上海《大公報》創刊,費彝民調至滬館工作;採訪新聞、寫評論,顯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華。然而戰亂紛爭的年代,報紙求一安身立命之地似乎顯得頗為困難。1936年上海《大公報》創刊後前往滬館工作。

身陷囹圄轉文匯

費彝民手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當月,日軍佔領天津,不及一月,又發動「八·一三」上海之戰,及至11月,上海已為日軍所佔領,《大公報》上海館被迫南移,先後遷館漢口、桂林、香港等地。已經加入《大公報》的費彝民為了侍奉高堂,沒有隨報館轉移後方,奉命留守上海,協同經理李子寬保管滬館資財。同時,費彝民為《譯報》、《中美日報》撰寫社論,並加入法國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任哈瓦斯通訊社中文部主任,承擔翻譯工作。

堅定不移地站在同胞的立場

1938年1月25日,《文匯報》在上海創刊。這是一份掛着「英商」招牌,宣傳抗戰的中文報。它異軍突起,成為宣傳抗戰救亡的主力軍。《文匯報》編輯、經銷兩部均借用《大公報》原址,並由《大公報》留滬機構負責承印。一個月後,胡政之決定向《文匯報》投資,部分股票持有人用了費彝民的名字,費彝民此時成為《文匯報》主筆。

1945年6月18日,上海日本憲兵隊大搜捕,《文匯報》嚴寶禮、柯靈、儲玉坤、費彝民、袁鴻慶五人同日被捕。五人備受嚴刑不屈,後費、儲兩人經張國淦營救,恢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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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大公赴香江

1949年1月,費彝民(前排右二)與大公籃球隊其他成員訪菲時合照(費家提供)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立即派李子寬乘機飛滬籌備復刊,僅用一個多月,上海版便於1945年11月1日與分別八年的上海讀者見面。費彝民重返《大公報》,擔任副經理、社評委員,兼中國新聞專科學校董事。同時,費彝民還應邀赴台北參加日本投降儀式,並發表長篇報告。

1948年春,胡政之率費彝民、李俠文、李宗瀛等少數同人去港籌備復刊《大公報》港版。不料,港版復刊一個多月,胡政之突然病逝。此後費彝民被任命為香港《大公報》經理。隨着中國共產黨在港報刊越來越受到約束,《大公報》的活動空間顯得相對很大,費彝民便開始刊登憧憬新中國的文章,轉而充當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代言人。1949年亦兼任上海《大公報》經理。

入港只為民發聲

1952年3月1日,香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三.一事件」。1951年隆冬,香港九龍城東頭村發生重大火災,導致14000人流離失所。中國華南分局決定派出「廣東省廣州市各人民團體慰問九龍東頭村受災同胞代表團」於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到香港慰問、救濟。港英政府得知這一消息後如臨大敵,出動軍警在羅湖、上水至尖沙咀一帶布防,阻止慰問團來港。當迎接的群眾沿彌敦道退散時,發生了警民衝突,一名工人爬上警署樓頂去扯英國旗,警署內放槍擊中該名工人,旋即,一大群警員從旺角警署衝出來,向民眾發射催淚彈。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

3月4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短評《抗議英帝國主義捕殺香港的我國居民》,向港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同時還警告英國和香港當局「中國人民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如果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中國人民,將會「碰得頭破血流」。

翌日,《大公報》全文轉載該短評,並在同一版刊登了「粵穗慰問團」在廣州發表的一篇聲明和李特爾頓在英國下議院發表談話的路透社新聞稿。《大公報》被一貫敵視愛國報紙的港英當局以「製造民族敵對情緒」、「煽動群眾、顛覆政府」的罪名起訴。

這宗案件安排於四月十六日開審,到場旁聽的記者,每天都把法庭擠得水泄不通。五月五日,案件於高等法院內審結並宣判:陪審團以六比一之比數裁定《大公報》負責人及督印人費彝民、編輯李宗瀛等被控「刊載煽動性文字」,罪名成立。費彝民被判罰款四千元或服苦工徒刑九個月,李宗瀛則被罰三千元,或服刑六個月,費氏及李氏亦分別須繳付堂費一千五百元及一千元。當天下午,馬廷棟經理繳款保釋費彝民,費彝民趕回報社,會同李俠文召開員工大會,表示抗訴到底。

法官又下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在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中央政府向英國提出外交交涉,周總理對英國駐華代辦嚴正說:「香港《大公報》是中國人民的報紙,如果中國人民不能在香港辦報,那末,中國人民將會重新考慮對香港的政策。」此後費彝民等向合議庭提出上訴,雖被駁回,但《大公報》停刊令也不再執行,《文匯報》和《新晚報》也不被起訴。最終《大公報》獲勝,於五月十八日復刊。 同年,香港《大公報》宣布改組,費彝民改稱社長,成為中央政府駐港代表。周恩來視費彝民為信得過的老記者,經常單獨接見他。1952年起任香港《大公報》社長。他還是第四、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六七暴動期間,他是左派「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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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丹心能愛國

1962年,大公報新大廈落成,費彝民(左四)與嘉賓在酒會上合照     費家提供

1955年,費彝民轉給馬師曾一封田漢從內地寫的信,傳達了文化藝術界新老朋友熱情而懇切的心意。同年,費彝民邀請紅線女到內地參加國慶觀禮活動,新中國的氣象帶給馬師曾與紅線女深刻的印象,正是這次行程中讓紅線女和馬師曾決定回到內地發展。一九六三年,內地組織了上百人的北京京劇團赴港演出,費彝民不僅幫助劇團排除了在港期間的各種困難,還完成了周恩來下達的「非常任務」,邀請到當時已定居台灣過起半隱居生活的孟小冬赴港觀演。演出後,費彝民安排了孟小冬跟北京京劇團的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等名演員在灣仔《大公報》的社長會客室見面。儘管因種種原因,孟小冬並沒有返回內地,但是此次赴港觀劇之行以及在《大公報》的會面,在當時兩岸關繫緊張斷絕聯繫的背景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積極影響。

1956 年,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會見《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右)及中華總商會會長許庇穀 (中)。作為無黨派愛國人士,費彝民頗受中央領導重視。周恩來總理曾五十餘次會見他,一九五八年周恩來對費彝民說,《大公報》有三點歷史貢獻:一是它的愛國熱情,二是它的堅持抗日,三是它為新聞界文學界培養了大量精英。

費彝民從事新聞工作近60年,主持香港《大公報》社工作近40年,在處理香港事務、增進國際友誼、聯絡和團結海外同胞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還曾積極幫助華羅庚、侯寶璋、馬師曾、紅線女、馬連良、俞振飛、容國團、姜永寧等學者、藝術家、運動員返回內地。

1969年11月6日《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的專電。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後,中蘇在珍寶島邊防的武裝摩擦持續不斷。1969年3月,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發生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珍寶島位於中蘇邊境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的中國一側,歷史上主權屬於中國。3月17日,蘇軍公然登島向我軍發起猛烈進攻,衝突升級。北京大學生對蘇軍悍然入侵群情洶湧,自發組織起來,形成浩浩蕩蕩的百萬大軍,冒著嚴冬,徒步從西郊一直走到東城的蘇聯駐華大使館,抗議蘇聯的侵略行徑。

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喪禮後途經北京,在首都機場與周恩來總理就停止中蘇邊境武裝衝突進行了坦率的會談。這是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兩國政府首次高層接觸,引起西方媒體的廣泛報道,被喻為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10月20日中蘇兩國正式開始邊界談判,然而,蘇聯一意孤行,頑固堅持錯誤立場,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談判結束後,蘇聯單方面宣稱,中蘇談判進展順利。對待蘇聯政府的「小動作」,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費彝民,指示他立即用《大公報》廣州專電發布消息,揭露「蘇聯表面裝出和解的樣子,實際上是在拖延談判。」更進一步指出,「據記者了解,還看不到談判有取得積極進展的跡象」,不到四百字的電文,總理逐字逐句口述,費彝民當場背下來,沒有留下文字紀錄。

1969年11月6日《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的專電。

那時候,北京沒有直航機飛香港。當晚,總理指示民航總局張局長親自駕駛飛機送費彝民到廣州。鄧穎超女士擔心路上出事,臨行前,一再叮嚀張局長小心,保證費彝民安全。費彝民當晚趕回香港。

第二天(1969年11月6日)《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題為《中蘇邊界談判迄無進展跡象》的專電,這條不足四百字的消息當時在國際上所引起的震動被外電形容為「超過四百噸TNT炸藥的威力」,蘇聯散布的謠言不攻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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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連國際歌聲起

1982年的夏天,鄧小平召見費彝民,第一次正式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59位委員,費彝民位列其中。

自1948年《大公報》港版復刊以來,費彝民一直見證了大公報從一萬號到三萬號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就任《大公報》社長期間,費彝民還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四、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1982年的夏天,鄧小平召見費彝民,第一次正式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59位委員,費彝民位列其中。

費彝民除了辦報以外,更大力開展對外交流,透過舉辦國家級專題講座、電影招待會、攝影展覽和文化藝術交流多種形式宣傳祖國和弘揚華夏文化。費彝民能講地道的法語。在費彝民的辦公室,費彝民接待過的法國朋友不計其數,其中包括政府要員、商界領袖、知名學者和藝術家。56會見馬來西亞總統,推動中馬建交

費公引用周恩來的話說,「如果我們實現和平統一,同東亞的左鄰右舍搞好關係,就會成為世界的安定力量。十萬萬中國人,成為一種和平的力量,建設的力量,我們發言,更是舉足輕重。所以,我們爭統一,不僅是為自己,而且是為世界,為人類,為子孫後代的幸福。」

費彝民與港澳知名人士霍英東(左)、何賢一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人大

1982年,法國密特朗總統授予費彝民榮譽騎士勳章,表彰他推動中法友誼所作出的貢獻,並致辭稱:在生活還沒有演變成革命的時候,生活本身也是處於永恆的變化之中。關鍵在於能夠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親人,忠於自己的祖國。而費先生正是這樣的人。

在港澳尚未回歸祖國之時,北京與港澳商人就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周恩來在會見《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過程中,多次提到統戰要依靠人民,要團結各界人士。霍英東、何賢、查濟民等一大批工商界鉅子就是在費彝民的號召下團結在《大公報》的旗幟下,走上愛國愛港之路。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說,他和兄弟姐妹從小是看《大公報》長大的,他的父親何賢,是在老社長費彝民手把手的教導下走上了「愛國的道路」。

費彝民曾幫助著名愛國華僑領袖、社會活動家陳嘉庚回到內地。陳嘉庚一生為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不朽貢獻,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愉景灣尚是一片荒蕪之地,一位商人向新加坡銀行貸款在此投資,生意失敗後無法償還巨額貸款,新加坡銀行因此將地皮沒收準備拍賣,卻被莫斯科納羅尼銀行盯上了。在中蘇關繫緊張的七十年代,這一舉動無疑引起北京關注,而港英政府亦不欲見蘇聯勢力在港伸展。當周恩來在北京電話授意費彝民決不能讓蘇聯購買這片土地,費彝民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當時新界紡織廠董事長查濟民。費彝民致電正在歐洲度假的查濟民,發乎愛國之情,成功動員他贖回愉景灣,及時阻擋了蘇聯勢力。

費彝民曾幫助著名愛國華僑領袖、社會活動家陳嘉庚回到內地。陳嘉庚一生為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不朽貢獻,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與周恩來總理談判中日建交。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但是,當雙方商議《中日聯合聲明》英文版本時,日方就「深刻反省」的「反省」一詞的翻譯提出了質疑,日方反對的理由是,「反省」一詞的英文翻譯過於嚴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一般別無選擇只能切腹明志。雙方為此爭持不下,談判一度中斷,事情報到中央,總理十分著急。剛好費彝民在京出席會議,總理立即找費彝民來,要費彝民幫忙出點子。費彝民很快從法文中找了一個詞,譯成英文後為「reproach」,取代了原來的用詞。日本談判團經過一番研究討論後接受了中方的提議,一場外交風波得到平息,中日建交談判取得成功,兩國結束長期對峙,正式締結了外交關係。中日建交為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掃清了障礙,鋪平了道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事後,總理談起這場中日建交談判中的小「插曲」,向身邊人笑稱費彝民為「一字之師」。

1981年,費彝民(中)、李俠文(右)與楊奇在香港世貿中心合照

1980年,香港《大公報》成立駐京辦。其時恰逢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外交流蓬勃發展,然而北京國家一級賓館嚴重缺乏,國務院決定將原來柬埔寨賓努親王的行宮改建為國家五星級酒店。時任副總理萬里的指示下,費彝民組織查濟民、何賢等幾大香港財團,以無息貸款形式開展賓館籌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首都賓館竣工,成為繼北京飯店後國家全資擁有的第二家五星級酒店。《大公報》駐京辦也從北京飯店後的宿舍樓里遷入了首都賓館,正式對外工作。

鐫刻於南京大學的費彝民新聞基金會浮雕銅像

1988年5月18日凌晨三時三十八分,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終年八十歲。其遺體於5月20日在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費彝民一生保持了文人的傲骨,不追逐名利,視富貴如浮雲。費彝民去世後,費彝民的全部退休金成立了「費彝民新聞基金」,二十年來,「基金」資助南京大學與美國高等學府約翰霍普斯金大學合辦的「中美研究中心」,設立費彝民終身教授席、每年舉辦一次全國性的「法學論壇」和建立南京大學新聞研究院,作育英才。2008年,以費彝民命名的南京大學新聞大樓已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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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士待人能盡意

費彝民與報社同事野外郊遊 費家提供

俠義豪爽喜交友

費彝民是蘇州人,但卻具有北方人俠義、豪爽的性格。費彝民是冬至那天出生。記得有一年,費彝民過生日,妻子親自下廚,精心炮製了費彝民最喜歡的清湯雞絲掛面慰勞費彝民。早已過了晚飯時間,湯麵熱了一遍又一遍,麵條幾乎成了糊狀,卻不見費彝民的蹤影。夜深,報館一位年輕同事伴著步履蹣跚的費彝民回家。青年關切地囑咐妻子「請給社長熬一碗熱湯吧!」原來,當晚報館一位職工家屬手術後大出血,性命危在旦夕。費彝民當場輸了200㏄血搶救病人。

費彝民去世後,偶然在報上看到外交部西歐司一位退休外交官寫的文章,緬懷費彝民。他回憶,六十年代初,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幹部的他一次負責護送費彝民經羅湖橋返港。兩人在橋頭話別。費彝民右小腿年輕時受過傷,未經徹底治療,留下了傷患,走路一直不太利落,步入中年後,費彝民外出時一般習慣以雨傘代替枴杖,防止意外發生。那一天,他用的是一把狀似枴杖的雨傘。費彝民沿著羅湖橋緩緩走向英界後忽然又返回橋頭,對這位年輕人說:「這把雨傘可以兩用,也許將來用得上,留個紀念吧!」

費彝民曾將每月工資的大部分分成幾份,由母親負責每月按時匯到內地接濟親友和退了休的老同事,直到費彝民病重,從未曾間斷。母親敬重費彝民的為人,一直以實際行動支持費彝民。從未有一句怨言。

費彝民喜歡結交朋友,從商界鉅子到普通印刷工人,不分年齡、工作性質和身份地位都與費彝民談得來。費彝民的外國朋友也不少。特殊期間,中國對外聯繫的渠道不多,香港很多外國朋友礙於各種原因不方便與中國駐港官方機構接觸,費彝民自然就成為香港外國領事館、商會和通訊社瞭解中國的主要橋樑之一。

一九八二年費彝民獲法國政府頒授騎士勳章,在頒獎酒會上與法國駐港總領事交談

侍母孝兄弟情深

費彝民是孝子。祖母膝下無女,得四子,費彝民居中。祖母特別依賴費彝民。每天清早,費彝民上班前,祖母把當天全家食用的菜錢(銅板),一包包分別包好,仔細交代費彝民買什麼菜,怎麼挑選,如何還價。祖母喜歡穿繡花鞋,挑選繡花鞋的任務往往落在費彝民一人身上。很多時候,祖母對費彝民買回來的鞋樣和花色不太滿意,要求費彝民退換,費彝民總是依足老人的吩咐去做。

費彝民兄弟情深。十七歲踏入社會後一直幫助祖父負擔兩個弟弟上大學的學費。費彝民的長兄是著名電影導演費穆,費彝民非常關心哥哥的電影事業,經常與伯父討論電影劇本,提出意見。工餘時,費彝民常去片場探望哥哥。哥哥英年早逝,去世時四十出頭,遺下七個遺孤,最小的還在襁褓之中。喪夫後,嫂子帶著子女返回上海定居。費彝民一直照料長嫂和遺孤的生活,每月從香港匯款,年復一年,直到孩子們長大成人。

一九八二年費彝民獲法國政府頒授騎士勳章,在頒獎酒會上與法國駐港總領事交談

教子女愛國情懷

費彝民是一位盡責的好父亲,非常注意培養子女樹立正確的國家觀。1963年暑假,費彝民精心安排子女五人,開始了以北京為起點的國情之旅,行程遍及延安、韶山、上海、南京和杭州。費彝民很注意從小培養子女的閱讀習慣。從小學到中學,費彝民親自幫助子女制定讀書計劃。從高爾基的《母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珍.柯斯汀的《傲慢與偏見》、約翰.史丹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到曹雪芹的《紅樓夢》、巴金的《家春秋》和楊沫的《青春之歌》。費彝民工作很忙,平日我們難得見費彝民一面。費彝民很注重家庭生活。連續十幾年,每逢星期日,費彝民堅持帶領全家打羽毛球。費彝民還邀請報館同仁和商界朋友及他們的子女一起同樂。費彝民通過在球場切磋球技的機會來建立和維繫親情和友情,同時達到健體的目的。記憶中,費彝民自己很少下場,他一心用在編排大大小小近二十人的搭配和上場秩序,更樂於擔當裁判。家里的男孩子在費彝民的培養下個個後來都成為羽毛球高手,連續多屆在香港校際羽毛球錦標賽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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