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河北篇）/直播的「美與善」\韓浩月
最近，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直播，一種文化新消費》的文章，引起討論。在該文結尾，作者這樣寫道，「它讓傳統藝術找到年輕觀眾，讓地方文化跨越地域邊界，讓更多普通人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這篇文章，整體上談的是在直播熱當中，一些具有文化技藝的人才（如學者、作家、書法家、音樂家、戲曲演員等），擁有了新的表達和創作空間，使才華能夠抵達更多人群。但我更關注的是普通人擁有直播工具後的變化，我認為除了「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之外，直播讓普通人擁有了最直接的發聲平台乃至生存工具。
當然，現在所說的直播，被默認為是「網絡直播」，這一現象，正在重塑公眾對於直播最初的了解和認識。內地最早的電視劇直播，出現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演員們現場演繹的劇作《一口菜餅子》，畫面直接在電視上播出；同年六月十九日，北京電視台（現中央電視台的前身）還直播了「八一」男女籃球隊VS北京男女籃球隊的友誼賽。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電視機尚未普及，能看到電視的人很少，大家對直播還是錄播沒有太清晰的概念。九十年代電視機大量出現在農村，人們才有意識地去分辨直播和錄播。一九九六年《新聞聯播》由錄播改為現場直播，令人大感新鮮與生動，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報道創收視紀錄，電視直播的魅力顯露無遺，有段時間，網絡上流傳電視主持人的口誤集錦，網友對此抱有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口誤的存在，反而增加了直播的可信度。
在互聯網進入大多數家庭之前，電視直播的即時性與真實性，已初步具備後來網絡傳播的部分特徵。除了速度快、現場氛圍強之外，直播因不可剪輯與更改而帶來直觀呈現的真實性、即時性，使觀眾初步體驗了信息平權給自己帶來的存在感。但有一點，無論電視時代的直播有多發達，觀眾總是被動接受的一方，很難實現與播出平台、內容、人員的互動。哪怕到了手機短訊時代，人們通過手機投票、短訊留言的方式參與電視直播，也依然構不成基本對等的交流。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論壇貼主、博客與微博的博主、公眾號作者、視頻平台UP主，在不同階段擁有了不一樣的內容製造、生產與傳播權，在互動方面初步掌握了從未有過的主動性，後來伴隨寬帶普及而來的網絡直播出現，普通人才真正實現了完整的互動體驗。
同樣是網絡直播，專業人士與普通人的直播，有着很大的區別。近年來莫言、余華、劉震雲等專業作家所參與的直播，是一種有策劃、有形式、有節奏的直播，通常他們的直播會配備一名主持人以及多名出鏡或不出鏡的助手，這樣的直播，更像是電視訪談的變體；一些學者、大學教師、戲曲專業團體從業者的直播，也與著名作家們的直播相似，有的備有台本或大綱，有的是將日常備課或演出轉移到直播間，在有娛樂感的同時也不乏專業感。
多數普通人的直播，則有很強的隨意性，無劇本，無濾鏡，不在意時間、節奏、形象、美感等，有的主播會對着鏡頭沉思、發呆，有的主播只展示自己的勞動場面（如割豬草、捕魚、掰玉米等）卻極少說話，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主播走紅，成為擁有大量粉絲的知名主播，如四川合江的「鄉村直播清流」劉金銀，重慶合川的「按豬女孩」呆呆，浙江海鹽直播劈柴的村民，河北石家莊用一隻手和水泥、砌磚、扛沙袋的獨臂青年陶津津……這些普通人通過直播所展示的生活狀態，符合「接近美、感受美、參與美」的直播定義，即便未能說出深刻的觀點和易於傳播的金句，人們依然能夠聽到他們的心聲，看見他們的生存狀態，並且從中得到強烈的情感共鳴。這些普通人出身的主播，通過直播獲得打賞、帶貨分成等收入，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其中不少主播（如四川南充的阿梓，重慶涪陵的古佳燕），還利用自己的名氣，幫當地農民銷售農產品，更是贏得了網友的尊重。這些例子證實，唯有圍繞「美與善」這一核心，直播才能延續其生命力。
相比於專業人士，直播給普通人改變命運帶來的機遇更大。在任何時代與社會背景下，專業人士總是能夠較為容易地找到舞台與關注，而普通人受環境（教育、地理、傳播等）的限制，往往難以找到改善自身境遇的關鍵點。一部普通的手機，和一個只需簡單註冊的賬號，使普通人推開一扇在過去看來頗為沉重的大門──在這個時代被看見，是直播賦予普通人最大的權利，「每個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鐘」是早期互聯網的名言，而在直播時代，普通人獲得關注的門檻已降至「每個直播間都能有十五個粉絲」。有時只需耐心堅持，屬於普通人的機遇自會降臨。當然，在肯定普通人通過直播獲得關注的同時，也需警惕將個別成功案例泛化為普遍路徑的認知偏差。
「人人都是主播」的現象，會造成直播道路上的擁擠。大量的重複以及不可避免的亂象，會影響直播的名聲。但直播的價值和意義，在當下仍然值得去深入觀察與探討，畢竟，直播鏡頭裏所展現的人間煙火、生活滋味、世情百態，有着彌足珍貴的美與善意，唯有這些，才能真正讓直播這條路變得寬闊又長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