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中美關係新特點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宋魯鄭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中美關係低開高走，展現了近十年來少有的新氣象，重要的是幾乎每一個變化都對兩岸關係產生了有利於大陸的影響。
首先，2026年時隔九年之後雙方再度實現了元首會晤和互訪，甚至雙方見面次數要達到前所未有的四次之多。由於元首峰會是衡量國與國之間關係最重要的晴雨表，也由此可見當下的中美關係。中美關係走好，台灣自然感受到巨大壓力，擔心被美國拋棄，也擔心成為美國的犧牲品。
其次，特朗普在台灣議題上打破一系列慣例。這不僅表現在對大陸，也表現在對台灣。對大陸主要有兩點：一是首次無視所謂的對台六項保證。與中國討論涉台軍售，還將之稱為談判籌碼，這直接衝擊到台灣的所謂安全。二是在是否保護台灣問題上形同放棄模糊政策。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獨立，然後我們還得跨越9500英里去打一場戰爭，我可不想看到這種情況。」這使得中美「戰略意志」的對決中，因美方明確表現出的退意而佔據了有利地位。
對台灣則放棄過去戰略扶持政策而改為直接索取。這主要有：一是拜登時期承諾的對台積電的補貼不再兌現，同時迫使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額外投資1000億美元，將總規模推高到創紀錄的2650億美元。二是推動台灣整個半導體生態鏈的配套資金與產能轉移至美國，還要部分關鍵技術與人才培訓本地化。儘管如此還指責台灣「偷走了美國的芯片生意」。三是對台灣仍然實施了懲罰性關稅。四是公開宣稱「台灣應該向美國支付保護費」，要求防務預算達GDP的10%和向美方大量採購軍備，將海峽安全轉化為「買方付賬」的商業防務關係。
特朗普對台政策直接改變了以往華盛頓通過「戰略讓步」或「撥款補貼」來維繫供應鏈與同盟關係的傳統做法，導致台灣在經濟與安全兩端都需要付出比拜登時期高昂得多的商業和財政代價，也重創了台灣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可以說在美方安全保障鬆動、加徵關稅與軍購壓力劇增的現實面前，民進黨當局正面臨着嚴重的戰略被動。其最直觀的效果就是很大程度地擠壓了民進黨當局挑動對抗的戰略空間，迫使強硬「台獨」立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在公開表態上更加頻繁地強調「不搞獨立、維持現狀」，以規避美方將其視為「麻煩製造者」的風險。
除此之外，特朗普積極捲入外部事務，特別是深陷對伊朗的戰爭泥潭。這不僅令美國分散力量難以全力應對中國，還大量消耗軍火庫存。為此對台軍售難以兌現，也不得不急劇減少在亞洲的軍事存在。這對安全依賴美國的台灣而言可謂釜底抽薪。
總的來說，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一系列對兩岸雙方的政策調整，確實使台海博弈的戰略天平顯著向中國大陸傾斜。大陸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地緣四個維度上，都獲得了更積極的主動權。具體來講，不僅削弱了「台獨」勢力的外部安全心理支撐，使大陸的軍事威懾效果更具實質穿透力，也使得所謂的「硅盾」加速失效：台灣賴以保障地緣安全的關鍵芯片產能被美方「搬遷抽空」，使其籌碼價值大幅下降。這都可謂釜底抽薪。同時也影響到台灣內部的政治穩定：島內對民進黨「以台納貢、傾盡民脂民膏」的批評大增，「倚美謀獨」的路線遭到痛擊，民進黨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很大質疑。
以上變化無疑有着強烈的特朗普個人色彩。一是他喜歡和美國對立但又頗具實力的國家領導人建立密切私人關係。像俄羅斯和朝鮮領導人都是如此。二是他出身商人，沒有什麼不能交易的，包括安全和盟友體系的俄烏衝突都可以。和中方商談軍售的理由不過是：「那我該怎麼辦？難道要說『因為我有1982年的協議，所以我不想跟你談』嗎？」特朗普身為總統，其執政風格和對台政策的調整當然會影響到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兩岸關係。
但是中美關係並非特朗普一個人所能根本改變的，其影響也是有限度的。因為形塑今天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因素——比如從實力來講，中國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國家——並非短期內所能解決的。更何況他的個人色彩也造成對台政策的不確定性。
一是台灣「軍備空前武裝化」的風險。特朗普作為商人極其熱衷於要求台灣購買大量美國高價武器。比如2025年12月就一次性對台軍售高達111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金額最高的一次。這可能促使台灣在短時間內急劇囤積不對稱作戰武器，提高大陸維持區域安全與推進統一的總成本。
二是特朗普個人決策的「不可預測性」。特朗普的商業外交極其靈活且反覆，他把台灣當成「籌碼」意味着：一是壓迫大陸滿足其在關稅、貿易以及大國博弈中的核心要價，如果不能滿足有可能打出「台灣牌」實施敲詐。
三是盟友的自主武備傾向。美國在台海表現出的「戰略退縮」與交易主義，讓周邊部分盟友如日本、韓國產生安全焦慮。這些國家可能加速自身的軍備擴張或尋求自主安全屏障，導致東亞地區的安全格局出現多極化與複雜化。進而影響到兩岸統一。
總的來講，特朗普無視地緣政治，也不在乎盟友作用、對國際事務採用「什麼都可交易」的執政風格，確實給中國推動統一帶來了與過往不同的機遇。從大的宏觀視野來看，這也符合東升西降的歷史趨勢。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