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從蕭軍到蕭紅\穆欣欣
我先認識蕭軍，後認識蕭紅。連續兩個「認識」，是有區別的。
認識蕭軍，始於活生生的人。準確來說，我是通過父親認識蕭軍。而認識蕭紅，是多年後的今天，重讀她的作品、重新理解蕭紅作品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以及她在女性寫作傳統上的開拓，這中間相隔四十年。
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澳門，蕭軍任團長。代表團下榻葡京酒店。那時的葡京酒店前，是銅馬廣場；廣場對開是海面、是堤岸、是參天大樹。所謂的「銅馬」是一座雕塑，是第七十九任澳督亞馬喇騎在馬上的造型，澳門人稱之為「銅馬像」，雖然當年我們並不清楚銅馬像的主角是誰。這座雕像，於一九九二年澳門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時期拆卸，後運返葡萄牙，安置於里斯本機場附近的一座公園。今天，葡京酒店前已成為澳門公共交通樞紐；當年的海面變成腳下的陸地，唯有「亞馬喇前地」這個地名，尚能窺見一絲歷史痕跡。
銅馬廣場是當時的澳門地標之一，銅馬像的遷移，印證了澳門時代之變。
父親那時每天從居住的內港步行到銅馬廣場晨運。有一天，父親在廣場遇到散步的蕭軍先生，身旁是女兒蕭耘。年輕時父親是文藝青年；中年從東北移居澳門，生活擔子沉重，卻初心不改，成為標準的文藝中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澳，在小城是大事。父親關注澳門報章連篇累牘的報道，可是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偶遇蕭軍父女。那時澳門人口不多，遊客也不多，清晨的銅馬廣場更顯空曠。據父親回憶，蕭軍滿頭銀髮，頭戴一頂小帽，站在銅馬廣場的大可樂瓶裝置旁，女兒蕭耘正在為他拍照。父親認出蕭軍，貿然上前，深鞠一躬，並自我介紹。父親此舉，出於對文學的熱愛，還夾雜着「君自故鄉來」的親近感與鄉愁。
許是出於同鄉之誼，蕭軍約父親晚上到葡京酒店見面。父親下班後順路買了水果帶去，蕭軍見了大笑說：「哈哈，還買『鮮貨』來！」北方老人管水果叫「鮮貨」。父親擔心蕭軍父女認為自己「白撞」，主動遞上證件，此舉又把蕭軍逗樂了，說他毋須查父親的檔案。父親和蕭軍談得投緣，蕭軍關切地問父親有什麼需求，父親說只想要蕭軍寫的《吳越春秋史話》或是在撫順時寫的京劇劇本，老人遺憾地兩手一拍說，「都沒了！」
如今再憶這段往事，我不得不佩服父親的博聞強記。移居澳門後，原來家裏的書都沒有帶來。媽媽最後悔的是不該把外公留下的《康熙字典》放在親戚家裏保管，後來親戚說沒見過字典。父親知道蕭軍寫過劇本，全憑記憶。後來我專門去看中國作家資料網，記載蕭軍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從事戲劇創作，撫順京劇團還演出過他編寫的歷史劇《武王伐紂》。
蕭軍在澳門的幾天，父親每天下了班就往葡京酒店去，看看老人有什麼需要。蕭軍父女離開澳門前，父親見他們帶的東西太多，就從家裏拿了一個當年港澳最常見的紅格子旅行包送給他們。
蕭軍回去後，請女兒蕭耘代筆寫過幾封信來，隨信有他們父女和父親在銅馬廣場的合照，並寄來《八月的鄉村》簽名本。因為父親的關係，當時我也留意報紙上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報道，蕭軍的名字常與蕭紅相連。
蕭軍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在京逝世，在他訪問澳門後的一年，享年八十歲。
現代文學史將蕭軍和蕭紅歸入「東北作家群」。《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一起成為當時受到關注的抗日小說。兩部作品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作家流亡上海及抗日救亡思潮高漲的背景下誕生，收入以奴隸社名義出版的《奴隸叢書》。魯迅為兩部作品作序，尤其稱許《生死場》「力透紙背」，寫出了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
當年的我，儘管還不能深刻理解「二蕭」作品，但當年讀到《生死場》中「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這樣的句子，心頭被猛烈撞擊。直到今天，每想起蕭紅，這句子就會在腦海浮現。近讀張莉教授《她走過無數人間：蕭紅和她的文學世界》，更有耳目一新之感：「把人比喻為動物或者植物是《生死場》最鮮明的特徵，這些比喻遍布《生死場》，構成蕭紅作品的標誌性特徵。」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蕭紅從東京、北平寫給蕭軍的四十三封信，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在蕭軍整理舊物時重見天日。蕭軍以毛筆逐一抄錄，並加以註釋；在蕭紅誕辰七十周年之際，這批書信連同註釋集結為《蕭紅書簡輯存註釋錄》，成為蕭紅研究的重要資料。
因為先「認識」蕭軍，後「認識」蕭紅，我不自覺地墜入蕭軍視角去看蕭紅。又或許是蕭軍比蕭紅多活出幾十年，在人們關注的二人關係上，因而擁有更多發言與詮釋的機會，蕭紅書簡的註釋便是一例。張莉教授這本書，幫助像我這樣的讀者重新調整視角，回到蕭紅的文學世界。書中以「從蕭紅的角度理解蕭紅書信」為出發點，尤其值得關注。張教授嘗試將蕭紅書簡從蕭軍的註釋中抽離，還原為蕭紅的心聲，讓我們看到她多重的面貌：作為女性的「弱」，與作為寫作者的強大，原來可以並存：「我主要的目的是創作，妨害──它是不行的。」（蕭紅《致蕭軍》）
今年是蕭紅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她的一生短暫，只活了三十年，創作生涯不足十年。張莉教授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應澳門青年讀書會之邀，帶領我們重新走進蕭紅的文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