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廳/當未雨綢繆也是罪過，五年規劃被誤讀了什麼？\林偉全
近日有美國媒體評論，稱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意味着計劃經濟降臨，香港不再是自由的資本主義。這種非黑即白的對立標籤，不僅無視了現代經濟體系的多樣性，更暴露了該媒體戴着過時的「冷戰濾鏡」來看待香港。
每個經濟體都有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國家多年來透過五年規劃進行宏觀調控，集中力量辦大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早已向世界證明了長遠規劃在現代國家治理中的巨大價值。然而，《華爾街日報》對「規劃」的理解，依然是與政治意識形態捆綁的刻板「指令式計劃」：以為政府硬性規定每家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賣什麼價格。將這種過時的妄想，生硬地套用在香港的五年規劃上，自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事實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繼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五年規劃的邏輯在文件中寫得清清楚楚：「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目標在於透過改善公共治理效能來輔助市場。「改善公共治理效能」的範圍很具體：把土地、交通、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規劃得更合理，把審批和監管流程變得更透明，並在市場失靈或外部衝擊時提供必要支撐，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至於企業做什麼生意、定什麼價格、往哪裏投資，還是市場說了算。
香港經濟騰飛非靠「零規劃」
打個最簡單的比喻：某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制定了一個「未來五年維修及設施升級計劃」。物管公司負責把走廊燈修好、升級會所設施；但他們絕對不會闖進你家，規定你今晚要煮什麼菜、幾點鐘要關燈睡覺。
有人可能會問：五年規劃設立了105項指標，不就是在強行插手商業運作嗎？但仔細看就會發現，政府區分了「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
什麼是「約束性指標」？例如未來五年要興建約19.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要把公屋輪候時間縮短到4年以下。這些全部是政府用公帑去執行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給自己定下的KPI，旨在防範工期延宕與基建滯後。跟私人企業沒關係；另一類是預期性指標，例如經濟發展、創新投入、民生福祉等。政府引導方向，但最終要靠市場推動，政府不會也不可能強制企業去實現。
外媒經常誤導一些對香港一知半解的讀者，令對方以為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經濟騰飛，純粹是因為政府奉「積極不干預」為圭臬。然而，不論是十年建屋計劃、新市鎮發展、地鐵建設、玫瑰園計劃，哪一項不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長遠規劃？難道市場的「無形之手」會自動把地鐵建起來嗎？長遠規劃與自由資本主義，在香港從來都是最佳拍檔。
現代自由市場已深刻重塑
如果我們放眼全球，會發現即使在長期被視為崇尚自由放任的西方成熟市場，政府的治理角色近年亦經歷了深刻重塑。看看我們熟悉的美國，連前財長耶倫自己都提出「現代供應學派經濟學」，呼籲政府要透過長期的戰略指引，撬動私人資本作長線布局，提升國家經濟韌性。美國近年推出了《晶片法案》和各種清潔能源政策，也不是某個美國官員突然一拍腦袋想出來，而是經歷過三任總統，白宮權力多次易手而確立下來的路線圖，時間跨度近十年，有人說美國不是自由經濟嗎？
與香港同為外向型經濟體的新加坡，其市區重建局編制的長期規劃跨度達四十年，總體規劃恰好也是五年一修。但國際資本從未因新加坡具備五年修訂機制而認定其「背離資本主義」。為什麼其他地方做中長期規劃就是「高瞻遠矚」，香港做規劃就是「背離資本主義」？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令人費解。
制定五年規劃不是要取代市場，而是為了讓政府施政不再「見步行步」。在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中，政府收到超過1.7萬份意見，當中八成來自一般市民。這證明了香港社會也期盼有一份更長遠、更清晰的發展藍圖去解決深層次問題。
對於任何在尋找機遇的國際投資者來說，一個治理效能更高、發展藍圖更清晰的香港，無疑是利好消息。我們歡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政策進行理性的探討，但若僅憑「五年規劃」四個字便條件反射式地套用冷戰時期的刻板印象來抹黑香港，或許就真的低估了現代自由市場的韌性與包容度了。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