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公報》名記者到轉戰陝北的「四大隊」隊長 范長江「以筆為槍」 首次客觀報道紅軍長征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新華社老黨員、中央縱隊「四大隊」隊員張連生回信。信中提到的「四大隊」，是解放戰爭時期新華社跟隨黨中央和毛主席轉戰陝北的工作隊，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是「四大隊」大隊長。
在中國紅色新聞史上，范長江是連接國統區進步輿論與解放區革命宣傳的關鍵人物。他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衝破輿論封鎖，向全國披露紅軍與陝北真相；又在解放戰爭轉戰陝北時期，率領新華社「四大隊」緊隨黨中央，在槍林彈雨中架設起黨中央指揮全國輿論的電波橋樑。《大公報》為他提供了發聲平台，成就其新聞啟蒙；而歷經思想淬煉後的范長江，則以一生筆墨踐行救國理想，最終締造了「四大隊」這段不朽的紅色新聞傳奇。\大公報記者 張 帥
1934年，25歲的范長江正式與天津《大公報》建立供稿關係，彼時的《大公報》以愛國救亡為核心底色，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民間大報，擁有通達全國的發行網絡與寬鬆的深度報道空間，這成為范長江實現新聞理想的重要舞台。
國難深重的上世紀30年代，東北淪陷、華北危急，國人對西北局勢、陝北紅軍一無所知，國民黨長期施行輿論封鎖，將紅軍污衊為「流寇」。心懷救國之志的范長江敏銳意識到：西北是抗戰後方，紅軍是北方抗日核心力量，真相必須公諸於眾。1935年5月，經《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批准，范長江以報社旅行記者身份獨自開啟西北萬里行。
求索青年結緣《大公報》
范長江的西行報道以客觀的筆觸，還原了紅軍的真實面貌，打破了國民黨散布的紅軍即將被「消滅」的謊言。這些通訊匯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公開發行，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還要早一年多，引發讀者搶購潮。1936年夏天，范長江被《大公報》錄用為正式記者。
西安事變爆發後，全國輿論一片混亂，國民黨單方面歪曲事變真相。范長江冒險潛入西安，隨後突破封鎖進入延安，成為中國記者採訪延安第一人，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了解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
1937年2月15日，《大公報》頭版刊發范長江《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披露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這篇通訊打破了國民黨長達數年的輿論遮蔽，刊發當日，蔣介石看到報紙震怒，卻無法否認白紙黑字的事實。范長江後續寫出的有關陝北與共產黨的系列通訊《陝北之行》等，同樣依託《大公報》傳遍大江南北，引領無數青年讀罷奔赴陝北投身革命。
范長江任職《大公報》時，曾牽頭發起創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後於1938年離開《大公報》。
率領「四大隊」傳遞黨中央聲音
《大公報》是范長江新聞生涯的起點：它給了他行走西北、報道真相的平台，讓他的文字擁有撬動全國輿論的力量；而范長江的深度報道，也讓《大公報》的愛國底色落到實處，成為上世紀30年代報紙進步報道的巔峰。但民族解放的終極理想，讓他最終告別報館，投身黨的新聞事業，為日後領導「四大隊」埋下伏筆。
1946年，范長江抵達延安，出任新華社副總編輯，扎根清涼山新華社總社，參與構建解放區新聞宣傳體系。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調集二十五萬大軍進攻延安，黨中央作出主動撤離、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戰略決策。棗林溝中央緊急會議明確部署：新華社一分為二，社長廖承志帶領大部分編輯、技術人員東渡黃河，轉移至太行地區；范長江率領40餘名精幹新聞幹部，跟隨黨中央轉戰陝北，承擔新聞通訊聯絡職責。
留在陝北的中央機關、警衛部隊等共800餘人統一整編為軍事編制「中央縱隊」，對外代號「三支隊」，縱隊下設四個大隊，這支跟隨黨中央的新華社工作隊，番號定為第四大隊，史稱「四大隊」，范長江擔任大隊長，隊伍由編輯、翻譯、電務、後勤等人員組成，後期人員擴充至100餘人。
毛澤東曾精準概括轉戰陝北的指揮體系：中央留在陝北依靠文武兩條線，武線靠軍委電台指揮作戰，文線就是四大隊，依靠新華社電波指導全國輿論。這支不足百人的新聞隊伍，是黨中央在陝北山溝裏的「信息耳目」與「宣傳喉舌」，而范長江作為隊長，扛起了全部統籌指揮重任。
「四大隊」這支由范長江率領的隊伍，在歷時1年有餘，轉戰2000多里，途經12個縣的轉戰陝北征程中，用紅色電波將黨中央的聲音傳遍全國，以每天抄收的新聞外電讓黨中央了解外界情況、輔助決策，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新聞戰歌，為推進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聞史學家、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首任院長吳廷俊形容，范長江像一隻雄鷹，一刻不停地翱翔在抗戰的主戰場，他是「以筆為槍」「新聞參戰」的典範。
從天津《大公報》奔赴西北荒原的獨行記者，到陝北黃土高原緊隨黨中央的四大隊大隊長，范長江以一支筆跨越兩個時代。兩段歷程，不變的是范長江終身踐行的新聞初心：以真相喚醒民眾，以筆墨守護家國。《大公報》的愛國底色與四大隊的紅色忠誠，在他的人生中交匯相融，共同書寫了一段中國新聞史上不可複刻的熱血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