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勢/英國脫歐十周年:悲劇何以發生?\宋魯鄭

  震動世界的英國脫歐公投已經十周年,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民眾也終於認錯。多個民調顯示,60%的英國人認為失敗,認為正確的只有30%。希望重返歐盟的比率高達56%。

  十年間,英國付出的代價是慘重和全方位的。政治上,10年走馬燈般更換了7個首相,一再上演的政治危機令穩定性、可預期性不復存在。社會撕裂也由於支持和反對者相互敵視達到了二戰以後最嚴重的程度。經濟上則增長疲軟,貿易受阻,據測算,較留歐基準縮水6%至8%,商業投資下降12%至18%。對歐核心商品出口下降16%。通貨膨脹也高於歐盟。202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證實,英國是G7集團唯一一個經濟規模未能恢復至疫情前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特別是食品價格累計上漲38.6%。普通家庭年均損失2500英鎊。最反諷的是,脫歐目的之一是為了減少移民湧入,但結果卻是不降反大升:從脫歐前的33萬飆升至95萬的高峰。脫歐支持者所追求的「全球英國」反倒是在移民問題上實現了。

  英國是一個以保守和理性著稱的國家,何以會犯下如此低級的戰略性全局失誤?特別是在投票前,大量經濟學家、國際機構和頂尖學者都已經準確預測了脫歐後果,也發出了極其詳盡的警告。現在回頭看,脫歐派人物邁克爾·戈夫的名言:「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了專家」成了最大的諷刺。

  搞公投犯下愚蠢錯誤

  現在一般認為脫歐悲劇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政治上,當時的首相卡梅倫為了應對國內政治危機以及加大對歐盟談判籌碼而犯下愚蠢錯誤。英國本已有成熟和深度認可的代議制,為什麼還要搞公投?更何況21世紀以來歐盟國家舉行的公投都是負面結果。2005年,法國和荷蘭公投否決了《歐盟憲法條約》——沒有多少民眾看過這個條約,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才投反對票。歐盟不得不另外制定了《里斯本條約》,隨後法荷兩國均改為議會表決的方式才得以通過。

  從地理位置和民族心理上講,英國孤懸歐陸本土之外,和歐洲的關係一向疏遠。19世紀晚期更奉行對歐洲不干預的「光榮孤立」政策。二戰後當法德推動一體化時,英國仍將美國視為決定自己命運的歸宿而不是歐陸。甚至1960年代英國為對抗歐共體而牽頭成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所以當英國最終決定要加入時,兩度遭到法國否決,直到1973年才入盟。但英國仍然扮演消極角色:不加入歐元區,不加入《申根協定》,1992年還曾退出歐洲匯率機制。2016年2月即脫歐前三個月,還迫使歐盟同意英國享有「特殊地位」,即允許英國在不加入歐元區、不參與政治一體化的前提下保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中的特權,即在移民、主權和經濟方面的例外特權。可以說即便加入,它也不是一個歐盟的建設者,而是攪局者,阻撓者,最終以脫歐的方式給歐盟一體化重重一擊。

  從外部因素來看,則是歐洲應對「阿拉伯之春」犯下戰略失誤引發歐洲難民危機,德國又實行無限制接納難民的政策,並推動歐洲各國實行分攤政策。從而成為推動脫歐的「最後一根稻草」。

  客觀而言,這些都是英國脫歐的因素。但面對一個全局性的戰略性失敗,以上因素並不能夠解釋其根源,這還需要審視英國文明本身。

  從根本上講,保守和理性並不是英國國民性的基本特徵。歐洲第一個砍掉國王頭顱的國家是英國,最早發生共和革命的國家之一也包括英國,比以激進著稱的法國早了近一個半世紀。英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最早完成社會現代轉型,是對幾千年人類社會顛覆性最大的一次衝擊。這可絕稱不上保守。

  短視與傲慢不斷上演

  至於類似於卡梅倫那樣的非理性政治愚蠢,英國歷史上也不斷上演。像短視與傲慢失去富庶的北美殖民地、自私與愚蠢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對世界和自身實力完全誤判與錯估發動蘇伊士運河戰爭。這其中,最類似於英國脫歐的事件則是二戰還未結束時的英國大選。

  第一,丘吉爾的自負和卡梅倫相似。

  當時德國雖然已經投降,但二戰仍未結束。確定戰後秩序或者說強國瓜分世界的波茲坦會議正在舉行。對於實力受到嚴重損害的英國來講,非常需要丘吉爾的威望和經驗。因此,即使是反對黨工黨領袖艾德禮都支持日本投降後再舉行選舉。但當一些工黨高級官員要求盡快舉行選舉時,丘吉爾不顧所有人的反對居然同意了。在他看來,自己根本不可能輸掉選舉——這和卡梅倫同出一轍。結果卻是震驚世界的敗選,導致英國在波茲坦臨陣換主帥。正如當時的陸軍元帥布魯克所說的:「在這個世界性的歷史時刻舉行選舉,這是多麼可怕的錯誤。」「(他)要是能聽進去任何建議,無論如何也能把首相做到年底。」後來丘吉爾本人也坦承:「哪怕乘飛機被殺,或者像羅斯福那樣死去,也要好得多。」

  第二,選民的選擇和脫歐一樣超出想像。

  丘吉爾拯救了英國,但在戰爭還沒有結束時民眾就將他拋棄。無論是從國家利益還是道義情感,都令人難以理解。正如英國在波茲坦會議最重要的職業外交官卡多根爵士所評論的:丘吉爾失敗「表現出英國人民卑劣的忘恩負義」,是「對我們國家真正的羞辱」。當時參會的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面對這一不可思議的結果委婉感嘆:「顯然人們需要對英國的生活方式進行更深入的理解」。

  因此,從英國文明特性的角度,脫歐並不令人意外,它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英國的最後一次。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