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香港/兼顧和平衡國家安全和香港發展\劉兆佳
7月14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香港舉辦「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全國港澳研究會兩位副會長王振民與韓大元發表專題演講。
自從中央於2020年6月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以來，隨着一系列與香港國安法有關的審判的出現，以及在學校和社會推行國家安全教育，香港人對國家安全的認知已經有明顯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也有所提高。與此同時，美西方對國家和香港的遏制與打壓，乃至外部勢力在香港回歸後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陸續揭露，都加深了香港人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國家安全威脅的警惕與戒懼。
精準針對國安風險
在這個背景下，兩位副會長的演講有助於進一步提升香港人對國家安全，尤其在有關香港如何兼顧和平衡維護國家安全和推進香港發展的理解。他們通過把香港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比較，得出一個值得香港人重視的結論，那就是在兼顧和平衡安全和發展上香港的表現良好，甚至值得其他國家包括美西方國家借鏡。
首先，與香港比較，美西方和其他一些國家，比如新加坡的國家安全法律越來越多、涵蓋面又越來越廣。它們都有着不斷擴大國家安全概念和追求「絕對安全」的趨勢。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安德魯·普雷斯頓（Andrew Preston）在其新著《全面防禦：羅斯福新政與國家安全的創立》（Total Defense：The New Deal and the Inven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2025）中指出，一戰前，美國人的國家安全概念基本上只包括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保衛國家不受侵略。一戰後，國家安全的內涵不斷擴大。到了上世紀30年代，為了抗擊法西斯主義，國家安全的內涵已經不再限制於自衛。所有那些「在地理和時間上遙遠的威脅都應被理解為需要打擊的危害，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對手則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時至今天，為了強化美國的全球霸權，尤其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泛國家安全化」的趨勢愈演愈烈。為了自身的「絕對安全」，美國不斷削弱和危害其他國家的安全，為此甚至棄美國自身法律和國際法如敝屣。
當然，隨着科技的發展、全球化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互相依賴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東西被「武器化」和地緣政治衝突乃至區域性戰爭的多發等因素確實讓國家安全的內涵不斷增加，比如中國也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但美國和其一些盟友在泛化國家安全和尋求「絕對安全」上的野蠻、無理和任性行徑卻確實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相對而言，香港過去長時間基本上處於國家安全法律「真空」狀態，致使香港回歸後長時期讓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策動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和動亂。它們明顯危害國家安全，嚴重阻礙和破壞香港的發展，也讓「一國兩制」無法在香港全面準確實踐。2020年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後，香港繼而成功為基本法第23條完成本地立法，一些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本地法律亦被「激活」，香港也因此得以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不過，與美西方和一些其他國家不同，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立法上相當克制，而且主要是從防禦角度出發。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也基本上要應對七類罪行，而其中內容則與香港國安法重疊。從比較角度看，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的涵蓋面遠為狹隘，而且有清晰的務實性和針對性。
其次，正是由於香港在國家安全立法上相當克制，所以它對香港的發展有利。美西方和一些其他國家由於走向「泛安全化」和執意追求「絕對安全」，而且執法行動又帶有不確定性、無理性、粗暴性和隨意性，所以它們建構的國家安全法律框架不但不時侵犯人權自由法治，又往往令投資者無所適從，從而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團結造成不利影響。相反，香港的「最低限度」和「精準針對」的國家安全立法不但為香港營造了一個優良和具確定性的投資環境，對人權和自由影響亦有限，反而在一些方面強化了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鞏固香港的開放性，所以同樣對發展發揮正面作用。
維護國安永遠在路上
其三，兼顧和平衡安全和發展必須從動態角度思量和處理。正如王振民教授指出，國際形勢變幻莫測，新的安全威脅不斷湧現，特別是非傳統國家安全威脅，因此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和立法是「永遠在路上」的永恆任務。比如，金融安全、網絡安全、關鍵設施安全將是香港必須關注的事項。同樣地，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確保香港的發展不會引發國家安全的威脅。比如，香港必須追求持續和「包容性」的發展，讓社會活力得以充分釋放，也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所有香港人，防止滋生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讓內外敵對勢力有可乘之機，以「硬抵抗」和「軟對抗」手段破壞香港的穩定和危害國家安全。當然，在某些時刻我們要優先處理安全或發展的問題，但基本原則是不能對安全或發展過度傾斜，甚至為其中一方帶來損害或隱患。因此，我們要確保如韓大元教授所言的「動態平衡」。誠然，要達到「動態平衡」殊非易事，極大考驗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對安全和發展兩者的巧妙拿捏。
總的來說，王振民教授和韓大元教授的宣講為香港人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尤其促使香港人從比較角度思考香港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與其他地方的異同和香港在兼顧和平衡安全和發展上所取得的成果，為香港日後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有更好表現提供很好的建議和意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