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 園/文壇與文攤\蓬 山
作家趙樹理是「山藥蛋派」的代表人物，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奠定了他自己以及「山藥蛋派」在中國文壇的獨特地位。
趙樹理曾說過一段話：「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裏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願。」
趙樹理也正是這樣做的。他的小說，沒有花裏胡哨、佶屈聱牙的辭藻，沒有堆砌扭捏、光怪陸離的敘事結構，語言文字平實樸素，故事通俗易懂，人物形象鮮活，圍繞着灶台菜園、田間地頭娓娓道來。粗通文字者就看得懂，不識字的農民也聽得懂。
固然，趙樹理的小說也有着某些特定的時代烙印和歷史環境，但是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這番「文攤」之論，至今聽起來，愈加振聾發聵。
「文攤」絕不意味着去刻意迎合低俗，而是在創作時真正秉持誠意，來打動讀者、觀眾，讓人看得懂，看得進去。
反觀現在的某些文學、藝術、影視作品，從一開始就是瞄準所謂的「文壇」地位，奔着獲獎而去。或是故意標新立異，一味地玩弄技巧；或是故弄玄虛，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神秘架子；也有的強行拔高，包裹上哲學、主義、先鋒、實驗等各種名號來嚇唬人。唯獨缺少了真情實感和生動的故事。一些狗屁不通的小說、詩歌，讀者看了味同嚼蠟、如墜霧裏。而此類「文壇文學家」則自視清高，以曲高和寡、陽春白雪自詡。讓文學藝術淪為小圈子的「自嗨」與「近親繁殖」。
白居易、柳永是唐詩、宋詞的「頂流」，其文壇地位自不待言，但兩人的作品也不缺少「文攤」的關照。「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這要羞煞多少現在的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