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對接國家戰略 推進未來產業布局\陳少波
6月15日，特區政府展開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在為期兩個月的諮詢期內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問計於民，集思廣益。在即將迎來回歸祖國三十周年之際，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編制首份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作為未來五年鞏固提升自身競爭優勢、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指南，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社會民生全面發展，展現出特區政府的新擔當、新作為，也體現出香港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思維的戰略轉變。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首先必須準確深入認識和理解「國家發展大局」。站在國家中長期戰略角度來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之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就是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就是要鞏固提升香港的競爭優勢，把握機遇實現自身更好發展，並發揮自己的獨特價值和戰略功能，推動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一、戰略轉變與歷史坐標：深刻理解國家發展大局與「十五五」新征程
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國家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長期戰略目標，也是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志士為之奮鬥甚至不惜犧牲生命而要實現的強國夢。從建國初期開始，中央就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強國目標。1997年，中央就國家在21世紀上半葉的發展制定新「三步走」戰略：第一步，2010年實現GDP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21年建黨一百年時GDP比2010年翻一番；第三步到2049年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就是「兩個一百年」戰略。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引領下，中國GDP在2000年首次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是1990年的五倍以上；2012年突破50萬億元；2020年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價則突破15萬億美元，人均GDP則在2019年首次突破1萬美元。
從1980年到2020年的四十年間，先後經歷多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創造了超大型國家現代化的奇跡，令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先後超越G7中的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80年中國在全球經濟總量的佔比僅為2.7%，2020年已經提升至17.38%，而美國則約為24.7%，中國相當於美國GDP規模的七成左右。
在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兩步走」戰略：第一步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比之前的時間表提早了十五年，GDP比2020年翻一番；第二步從2035年到2050年，再用15年時間把我國建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中央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在2021年發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按照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從2020年到2035年，國家的戰略目標是用十五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包括三個五年規劃，即「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其中，「十四五」是新征程的開局階段，「十六五」將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衝刺階段，而我們目前所處的「十五五」時期則承前啟後，是「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目前國際上的「中等發達國家」來看，其人均GDP都在2萬美元以上。2025年，中國經濟體量跨越14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超過19萬億美元，人均GDP約1.4萬美元。這意味着，未來十年內我國要將人均GDP從1.4萬美元提升到2萬美元以上，經濟總量需要比2020年翻一番，突破200萬億人民幣。要達到這個目標，「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中國GDP需要保持在年均增長4%以上。
二、跨越「三大陷阱」：中國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時代挑戰與攻堅期
在當前的「十五五」時期，中國推進現代化發展所面對的主要挑戰，可以概括為三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技術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要實現「十五五」時期的發展目標，就必須跨越這三大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描述了國家發展的普遍現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低收入階段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速度開始出現系統性放緩，甚至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導致經濟衰退、社會失序。從歷史數據來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在1萬美元水平是經濟發展不穩定的階段，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在2010年從中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不斷提升，2025年達到13445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標準（2025年約為13935美元）幾乎是一步之遙。因此，「十五五」時期正是中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關鍵在於經濟發展能夠較長時間維持在中速增長，推動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中國經濟目前已經進入了中速增長，從原來的10%降到近年的5%左右，如果繼續保持10年左右的中速增長，中國即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階段。
「中等技術陷阱」是中國著名學者鄭永年及其研究團隊近年在「中等收入陷阱」基礎上提出的新概念，強調一個經濟體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首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所謂「中等技術」，指的是一個經濟體與其他經濟體的技術水平相比，處於中等水平，落後於處於第一梯隊的技術強國。一般而言，一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階段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主要依靠的是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擴散。要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就必須從對於技術強國的技術跟隨、技術追趕轉為自身的技術創新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技術引領。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階段，中國成為美西方國家最大的技術應用市場，憑藉低成本優勢承接了這些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和成熟技術的擴散，佔據着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下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的經濟增長屬於要素驅動型，更多依賴於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缺少科技競爭力，往往「大而不強」，而且粗放式發展還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統計顯示，2021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的全球佔比接近三成，相當於美、日、德、韓、印五國的總和，但在製造強國發展指數上，中國仍然處於第三梯隊，與第一梯隊的美國存在明顯差距。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席捲全球，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引發生產方式和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高新技術與產業競爭成為大國博弈主戰場，也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權力結構變遷的關鍵力量。
正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中央在新時期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高度重視新質生產力，推動中國經濟從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推動技術自主創新、自立自強。研發投入強度（研發經費投入與GDP之比）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技術創新投入規模及水平的重要指標，過去五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快速提升，從2021年的2.44%到2025年的2.8%，並首次超過OECD平均水平（在2.7%至2.8%之間），顯示出國家在「十四五」期間的科技進步與高質量發展的成就。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艾利森在2012年提出的國際關係概念，以此來描述中美之間的潛在衝突，視美國為既有霸主，把中國比作新興強國，憂慮中國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這一概念的問世和在全球輿論場的流行深刻反映出美西方精英階層對於中華民族復興、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焦慮。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戰略，在過去十多年間持續打壓、圍堵中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對華發起關稅戰、科技戰。「十五五」規劃綱要如是研判中國所處的發展環境：「我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沒有再提「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而是強調「世界變亂交織、動盪加劇，地緣衝突易發多發」，「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並特別突出了「強權政治」的威脅上升。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中美關係失控陷入對抗甚至熱戰，是我們繼續把握發展機遇、集中力量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能深刻理解此次中美領袖在北京峰會期間達成中美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重要意義。中美關係這一新定位涉及四個層面，包括「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和平可期」，既尋求擴大共同利益，通過務實合作增進雙邊關係韌性，也承認競爭的現實，但倡導遵守規則的公平競爭，更要管控好兩國在敏感議題上的分歧，避免演變為不可控的危機與衝突，致力於維護大國和平。中美之間的競爭主要圍繞尖端科技研發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未來產業布局而展開。換言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也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鍵所在。
從國家數十年的實踐來看，五年規劃是一步步實現強國夢的行動指南，是具體的「強國策」，是國家意志、國家能力和政策工具的綜合體現。編制中長期規劃的底層邏輯是發展意志與發展能力的有機結合。在明確發展方向之後就要對發展能力進行科學分析，依據自身的經濟稟賦，探究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的比較優勢，並善用這一優勢來分階段地實現發展目標。以現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約七百五十萬人口、GDP約3.33萬億港幣的經濟規模來看，香港的經濟轉型升級不可能在所有產業賽道上都與其他經濟體競爭，包括鄰近的大灣區內地城市。
香港中長期的經濟戰略思考應是基於中國國家戰略和國際地緣政治趨勢之所需，充分發揮香港的功能性、戰略性所長，確立若干能在全球產業格局中佔據絕對龍頭地位並能夠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形成核心競爭力，支持整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既堅持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亦善用「國家所長」支撐「香港所需」，結合香港自身的經濟稟賦和對中國國家戰略和國際地緣政治的理解，形成香港中長期發展戰略。
三、激活「三大紅利」：在百年變局中重塑與發揮香港獨特所長
在全球政經格局進入變亂交織的重塑期，在國家邁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承前啟後階段，我們也需要準確深入認識「香港所長」。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整體優勢之上，在業已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傳統優勢之上，香港還有哪些值得高度重視的競爭優勢呢？
首先，香港具有全球領先的科教優勢。香港擁有五所名列全球百強的大學，根據最新排名，有四所大學更排名前50強，屬全球「超一流」大學，香港大學僅次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全亞洲排名第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九月公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科技集群中，「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首次超越「東京—橫濱」集群，稱冠全球，香港的基礎研究能力優勢備受肯定。在美國史丹福大學編制的「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的「年度影響力」及「終身影響力」榜單上，香港各所高等院校合計逾千名學者上榜。以「年度影響力」排名為例，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就分別各有逾四百名學者入選。值得指出的是，香港大學53位學者的「年度影響力」和42位學者的「終身影響力」在其學術領域位列全球首100位。放眼全球，也很難找到類似香港如此高密度集聚高等教育機構和尖端科研實力的國際城市。
其次是百年變局下的安全穩定優勢。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得以維護，亂港泛政治化浪潮逐漸退去，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香港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逐步呈現穩定有序帶來的發展優勢。更重要的是，當世界各地紛紛陷入動盪之際，香港卻能夠繼續為全球資金和人才提供具有安全性、確定性的可靠選擇。受到地緣衝突易發多發的負面影響，特別是美以伊戰爭爆發對於中東地區各國安全與發展的衝擊，令全球各地資金紛紛尋找避風港。與此同時，美國內部的政治文化撕裂加劇，美國政府整治美國高等院校，大幅削減高校科研經費，裁減大量科研項目，並有針對性地打壓華裔學者，導致美國高等院校大批學者外流。受此影響，美西方國家高等科研人才特別是華裔學者，開始選擇移居亞洲，並把香港作為科研、創業、生活的首選地。
三是承載產業發展的空間紅利。位於深港之間的北部都會區是作為全球國際城市的香港與作為內地一線城市的深圳邊界的一塊有待開發的寶貴之地，既靠近兩個高度發達的城市中心，又擁有超過3000公頃的新發展土地，能夠為新興產業特別是未來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承載空間。特區政府在2021年首次提出北部都會區規劃概念，此次正式列入「十五五」規劃，標誌着北部都會區已從特區自身的發展戰略升格為國家戰略，凸顯其在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技術自主創新，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重要價值。北部都會區如果能夠通過建設北都大學城，並與創新科技園區形成良性的產業發展生態，以應用驅動科研、以科研支撐產業升級、以產業發展壯大高等教育，形成正向循環，勢必能夠推動產業發展，為香港經濟帶來強勁的新動能，亦有助加快推動基礎科研成果的轉化，進一步提升國家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具體來說，香港需要在協助國家高質量發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方面發揮自身所長。
四、未來產業全鏈條布局：以北都與人才高地建設催生經濟新動能
「十五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分為「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和「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兩個部分，涉及多個面向的產業和社會發展。就前者而言，與「十四五」相比，至少有以下兩個值得重視的具體要求。一是要求「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二是明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就後者而言，不僅從之前的「融入」提升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而且至少出現了三個過往所沒有的重要變化：一是加強兩地「硬聯通」，明確「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前期工程」；二是助力中國企業「出海」，「支持港澳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專業服務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三是增強國家軟實力，「發揮港澳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這些層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必定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進行全面對接。
從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來看，政府高度重視北都建設和人才集聚高地建設，而這與香港的產業布局息息相關。香港需要在這個層面密切關注國家建設現代化產業方面的布局，特別是未來產業的布局。
「十五五」規劃綱要與「十四五」規劃綱要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發展產業體系與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先後次序。「十四五」規劃綱要，先談「堅持創新驅動發展 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再談「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而「十五五」規劃綱要則首先要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其次才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這種調整蘊含深意，一方面標誌着國家在「十四五」時期科技自立自強取得長足進展，科技實力明顯提升，另一方面顯示「十五五」不僅重視基礎科研的攻關和突破，更為重視科研成果的轉化與應用，致力提升國家的產業競爭力。
「十五五」規劃綱要推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既包括優化提升傳統產業，更重視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相比「十四五」規劃綱要，「十五五」規劃綱要對於未來產業已經從「謀劃」轉為「布局」，從「孵化與加速」轉為「構建未來產業全鏈條培育體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明確「量子科技、生物製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為未來產業方向，要求「加強未來產業識別和動態強化基礎性、前沿性、顛覆性技術布局」，「布局一批國家未來產業研究院和概念驗證中心，依託科教資源優勢突出、產業基礎雄厚地區建設一批未來產業先導區」。值得重視的是，今年1月30日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專門研究了未來產業的布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重點是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加強多元技術路線探索並及時動態調整」，「要通過政策引導、機制創新、生態優化，推動各類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術領先、創新能力強的科技領軍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引領帶動產業向前沿和高端領域邁進」。這應該成為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產業布局的重要指導。
香港要充分發揮自己所具有的全球領先科教紅利，推動北部都會區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設，就需要前瞻布局和發展未來產業。由於前沿技術不斷湧現，產業迭代加速演進，要確保產業布局在三五年後完成時不會落後於形勢，就需要更具前瞻性眼光。因此，香港中長期規劃的產業布局需要更早着眼於未來產業，一方面推動北都大學城和各大高等院校加強基礎科研戰略性、前瞻性、體系化布局，同時重視應用導向，形成「產業出題、科技答題」機制；另一方面要在未來產業領域中細分賽道，物色、選擇適合香港經濟稟賦的頭部科技企業，提供相應的產業政策配套，同時大力推動科技金融，支持香港的先進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來支持未來產業發展，以「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支持「國際創科中心」的突破，以未來產業的動能提升科技金融的厚度、深度和廣度。
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實施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編制歷來首份五年規劃，同樣要加快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今年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的致辭中明確要求香港搶抓百年變局下的戰略機遇，首份五年「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突出北部都會區這個重點，以教育和科技為引擎，推動產學研協同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注重項目支撐，積極培育發展新平台、新動能」，而且「要強化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這段重要講話深刻指明了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點目標和具體方向。香港需要立足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深刻思考國家發展大局和國際地緣政治變化趨勢，在首份五年規劃中闡明香港中長期發展戰略特別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不僅明確特區政府工作重點，而且以此來積極引導工商界和各大高校參與其中，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的經濟新動能和整體國際競爭力。
香港正思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