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人物志④】/張季鸞\李春陽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認為《大公報》是「中國最有影響的獨立無黨派報紙」，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張季鸞厥功甚偉。邵飄萍曾經在其新聞學著作中評價張季鸞「張一葦君，頭腦極為明晰，評論亦多中肯，勤勤懇懇，忠於其職，不失為賢明之記者，且自身殊少黨派之偏見」。
張季鸞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父親是進士出身的縣令。十五歲那年張季鸞拜關學大師劉古愚為師，與于右任同門。天才出眾的張季鸞受到陝西提學使沈衛（沈鈞儒叔父）的器重，被派往日本留學，在日本他結識了同盟會群雄。辛亥革命後歸國，曾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時年二十三歲。一九一三年張季鸞曾因在《民立報》反對袁世凱而被捕，坐牢三月，同入獄者曹成甫死於牢中。張季鸞後將曹成甫兒子曹谷冰撫養成人，還把他培養成《大公報》記者以及新記《大公報》的第二代掌門人。
在張季鸞主導下，從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起，《大公報》「社評」欄目不再署名，此後成為慣例。這樣於立言便利，代表報社全體，也寓有個人不求名的意思。
一九三七年後在促進全國團結，鼓動人心士氣，發揚民族精神，支持抗戰到底方面，《大公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館址屢遷，七七事變後，津館不保，增闢滬館，然後漢口、重慶、香港、桂林，最後集中到重慶。毀一館，設一館，百折不撓，在日寇的飛機炸彈下，同人流離顛沛，備嘗艱辛，彌久彌奮，堅守崗位，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對於十四年抗戰，《大公報》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一份報紙，而成為了民族精神的象徵！
從上海的四行倉庫，到武漢會戰的現場報道，《大公報》的戰地記者，總能把最新戰況報告給讀者。武漢失守後移師重慶的《大公報》，銷量是重慶所有其他報紙銷量的總和。方漢奇曾說，「我曾經是抗戰時期《大公報》除漢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慶、桂林五個版的讀者，可以大體上算得是這一時期《大公報》的歷史見證人，在我心目中，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唱出的是時代的強音，體現的是一代知識分子和中國人的良知、他們熾烈的愛國熱情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作為辦報紙的人，張季鸞很清楚文字的時限。「我們寫的文章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但他著文態度嚴謹，執筆經過深思熟慮，從不作謾罵之文，亦無敷衍之作。談到一些問題，能夠抽絲剝繭，插入對仗的警句，讀起來琅琅上口。他曾談社評寫作的要求，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濫，不偏則意旨平正，不濫則文字清晰。張季鸞曾對王芸生談起文章秘訣，他認為「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一九四一年五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章，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這個獎項。此前獲得這個獎項的，有英國倫敦《泰晤士報》、曼徹斯特《衛報》，美國《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亞洲有日本《朝日新聞》和印度《泰晤士報》。授獎詞說，「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
獲獎後由張季鸞起草的《本社同人的聲明》認為「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在張季鸞的身上，的的確確看到了國士的傳統。通過言論推動政治，團結禦侮，服務於國家利益。這是他非常清晰的理念。
這是張季鸞事業的頂點，也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素來體弱，罹患肺病多年，一九四一年九月病逝於重慶，年五十四歲。毛澤東聯名致唁，肯定他「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等人稱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正，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