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廣東篇）/回望《西潮》\侯軍
我沒上過大學，所以對大學一直有種莫名的崇敬。尤其是對舉世矚目的北京大學。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北大九十周年校慶前後，市面上出了不少有關北大的書籍，我買了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草草一翻，發現裏面所收錄的各個時期的北大校長中，竟未見蔣夢麟的名字；而在另外一些文獻資料上，我卻獲知「蔣夢麟是北大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連蔡元培都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而他不在校的這些時間段，都是指定蔣夢麟為代理校長，前後有三次之多。到了一九三○年十二月，蔣夢麟被正式聘為北大校長，其間經歷了抗戰期間大學南遷的艱難困頓，在「西南聯大時期」，他與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伯苓共掌校務，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北大遷回北京，其校長之職才由胡適接任。
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缺席，顯然不是無意之失，大抵與他卸任校長之後，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之類官職有着直接關係。雖然後來出版的北大文獻中，補上了蔣夢麟的名字，但卻常加上一些負面的評價，譬如，說他是「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云云。
如今，百年煙雲散去，過往的人事糾葛和意識形態紛爭，已被重置於新的歷史視域中重新審視，後來人也許能以更加冷靜客觀的眼光，來閱讀前人、品味史實、體會彼時彼刻當事者的心境和況味。這種特殊的閱讀體驗，在我幾番閱讀蔣夢麟《西潮》一書的過程中，逐漸變得分明起來。
我之所以會一遍遍重讀《西潮》，是因為我在近二十年的淘書過程中，總會與各種版本的《西潮》「不期而遇」，每見必買，買回必瀏覽一遍—— 一般而言，對一個人感興趣，自然就對他的書感興趣。九十年代初我南下深圳，有機會在香港的舊書店發現一本《西潮》：淡藍色封面，行書體題名「西潮·蔣夢麟著」，清清爽爽，無雕無飾。查資料得知，此書是作者在「西南聯大時期」，躲在昆明防空洞裏用鉛筆手寫的英文自傳，其涉及的時間跨度從一八四一年（作者的前輩）至一九四一年，涵蓋了百年中國在西潮的侵襲下逐漸發生的社會轉型和認知演變。其英文版是一九四七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初版的。兩年後蔣夢麟去了台灣，自己將這本書譯成中文，先是在《中華日報》連載，後於一九五九年由該報印行單行本。而我首次遇到的這個版本，雖不是初版，但標明是民國四十九年二月再版，也就是一九六○年二月的版本，距此書面世還不到一年時間。
書前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的序言，他寫道：「時代的轉變愈快，被人們忽略的史實愈多。若當時的人不予以記載，則後起的人更無從知道，無從了解。這種忽略和遺忘都是人類很大的損失，因為在不斷的歷史的過程中間，以往的經驗，正是後來的教訓。了解這種意義，才能認識蔣孟鄰先生這本書所蘊藏的價值。」
這本自傳記錄了一個從浙江鄉村走出來的孩子，如何在社會的變遷中，眼觀默察，與世沉浮：他讀過私塾，考過秀才，上過最早的西式學堂，參加過最初的「學潮」，甚至他的名字都是因原名上了「黑名單」，才不得不改成現名。他是早期赴美留學生，先學農學，後學教育，而他回國之後，大部分時間從事教育，當過北大和浙大校長，經歷了「五四運動」全過程，還當過國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長。晚年到了台灣，卻幹回老本行，擔任「農復會」會長，專事農業復興……
如此豐富的人生閱歷，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潮起伏變幻的直擊實錄。而他的高明之處是，並不以史家之筆，考據史籍、縷析條分；而是以記者之筆，狀寫眼見之人事，描摹親歷之事實。而他所選取的視角，恰如書名所言，聚焦在中西文化之碰撞和融合。他用許多細節和故事來展示這種「西學東漸」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譬如，他寫自己的父親，見到洋人的輪船厲害，就下決心要用木頭仿製一艘大船，用人力來驅動，結果大船造好了，一試水就失敗了。他用這個事例來說明，彼時的中國人在初遇令人眼花繚亂的洋玩意兒時，那種既新鮮、又惶恐、又心有不甘的複雜心態。「西潮」在他筆下，時而如狂風驟雨、席捲而來，時而似涓涓細流，無聲滲透，最終卻以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形態，促成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在蔣夢麟活躍於教壇和政壇的時代，「全盤西化」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口號。但蔣夢麟似乎並不認同這種主張，他對中華傳統有所堅守，對西方文明也有抵制。但總體而言，他對「西潮」還是歡迎的，也是大量吸納和借鑒的。無論在北大，還是在浙大，乃至在教育部，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他所學到的西方大學的辦校模式，來推進中國大學的教育進程。但在文化立場上，他卻帶有濃重的傳統文人的味道，譬如，他在書中提出的那個有名的「三子之論」：「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鬼子指洋人）。這種充滿幽默感的論點，確實具有令人過目難忘的魅力。
我收藏的《西潮》版本，以台灣出版的為多，除前文提到的《中華日報》版之外，還有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的傅佩榮導讀版和九儀出版社二○○○年出的鑒賞文庫版；香港的版本有文華出版事業公司版和中華書局（香港）二○○八年六月初版；內地則有雲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六年出的新版。一本書歷經半個多世紀，還在一版版地重印，說明它的生命力之旺盛與影響力的持久不衰。
當然，這些版本細細讀來，還是不乏有趣的變化。我收藏的那本早期的《西潮》，保留了本書的原始樣貌——除自序之外，還保留着蔣夢麟為英文版和丹麥文版所寫的序言。而這些文字在後來的版本中，已不可復見矣——昔日的「西潮」改變了中國，而今日中國的巨變也讓這本《西潮》悄然生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