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年規劃的時代價值和重大意義\黃衛挺
在「兩個大局」加速演進並深度互動的時代背景下，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編制其首份五年規劃，所蘊含的戰略考量與時代意涵遠超一般性的施政策略。只有將其置於香港自身發展、國家戰略全局與全球體系演進的三重維度下加以綜合審視，才能完整洞悉其背後的深層次邏輯。總體而言，香港編制五年規劃，不僅是在由治及興新征程上主動謀劃中長期發展、有效凝聚社會共識的關鍵一步，也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實踐新探索，旨在系統性地回應內外變局，破解本地深層矛盾，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拓展香港的新角色與新作用。同時，香港五年規劃也是一次重要嘗試，可為陷入群體性困境的資本主義世界探索一條兼具效率、公平與韌性的新路，貢獻獨特的東方智慧。
因此，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必須立足歷史縱深，把握香港發展的內在邏輯，以歷史主動精神回應內外環境的深刻變革，明確未來的方向、道路與重點，更高水平更深層次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主動擔負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
一、在歷史縱深中把握香港五年規劃的時代價值
香港的繁榮故事，常被置於兩次歷史機遇中加以講述。第一次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產業轉移的機遇。為了獲得更低廉的要素成本，全球製造業大量向亞洲地區轉移。香港憑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湧入的外來勞動力，快速實現了工業化與城市化，一躍成為著名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創造了令人矚目的香江傳奇。這一時期香港的成功，堪稱「小政府、大市場」理念的完美印證，香港也成為經濟全球化黃金時期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第二次，也是更為綜合、多元且持久的機遇，來自內地的改革開放。這次機遇對香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首先，它延續了全球產業轉移的浪潮，但香港從產業轉移的「承接者」轉變為了「組織者」，製造業大規模「北上」，利用內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形成了著名的「前店後廠」模式。其次，也是更深刻的，是香港作為連接國家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的全面確立。在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一國兩制」方針確立後，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未來有了清晰、穩定的法治與政治預期。中央政府亦從國家戰略高度，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發揮內聯外通的獨特作用。這使得香港成為連接國家與外部世界，且近乎「零摩擦」的理想樞紐。國際資本、技術與專業服務通過香港更順暢、更放心地進入廣闊的內地市場；同時，內地的商品、企業乃至發展理念也通過香港走向全球。在此雙向互動中，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不僅得到有效鞏固，更實現了能級的穩步提升。
這兩大機遇無疑為香港的騰飛注入了強勁動力，其背後的核心支撐是，二戰以來高歌猛進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所賦予的獨特制度紅利。
然而，若僅將視野局限於外部機遇，則難以全面把握香港成功的深層密碼與當前抉擇的歷史邏輯。從更完整的敘事看，香港自身的社會品格、功能定位以及與之匹配的制度設計，構成了其應對變局、開創未來的內在根基。
從百多年前開始，香港的命運便與全球經貿網絡深度綁定。其最早的功能定位便是英國開展「遠東」貿易的戰略支點，這一功能定位直接決定了香港經濟制度的核心特徵：即建立一套最大限度服務於資本與商品跨境自由流動的規則體系，包括簡單稅制和低稅率、資金自由進出、方便營商政策、基於普通法的法治環境，以及相對高效的行政管理，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香港自由港體制。這套體系歷經百餘年的運行與完善，已內化為香港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秩序，是其贏得國際信任、成為全球重要商業樞紐的關鍵所在。其影響力也綿延至今，構成了香港區別於其他經濟體的鮮明標識。
然而，制度僅是基礎，真正的輝煌由舞台上的主角，也就是香港社會所創造。驅動香港從轉口港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進而蛻變為享譽世界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深層動力，是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社會品格。這種品格凝聚了兩種核心特質，也融入到了香港的生活日常。一是敬業、專業與責任，以高標準要求自己，追求卓越的執行與成果，將崗位職責履行到位。二是開拓勇氣與創新意識，尤其在全球貿易受配額限制等挑戰下，港人以靈活的頭腦和無畏的拚搏，於夾縫中開闢新路，創造了無數商業傳奇。務實確保了效率與品質，創新則打開了增長與變革的空間，兩者交融使得香港不僅善於抓住機遇，更能在逆境中鍛造韌性、開創新局。
為此，香港成功背後的完整邏輯是，它以一套極致的、為全球資本所信賴的自由港政策為制度基礎，以務實創新的「獅子山精神」為社會文化內核，抓住並充分用好二戰以來高歌猛進的經濟全球化紅利和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制度紅利，創造並持續書寫着著名的香江傳奇。
而當歷史照進現實，香港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深刻時代價值便清晰地凸顯出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缺陷，其後民粹主義抬頭、大國博弈加劇、地緣政治複雜化，共同推動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效率優先的單一邏輯，逐步被安全、韌性、公平、可持續發展等目標平衡重構。對於香港這樣一個高度開放、深度嵌入全球體系的小型自由經濟體而言，這意味着其傳統發展模式所依賴的穩定、開放、可預測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與此同時，香港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問題，比如住房難和住房貴問題、青年發展和上流問題、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以及產業結構相對集中隱藏的經濟韌性挑戰等，也在變局中不斷顯現出來，甚至演變為政治議題。以上這些都是香港編制五年規劃的重要背景，也由此賦予了香港五年規劃多重相互關聯的時代價值。
從香港自身發展看，五年規劃標誌着治理理念與治理手段的重大創新。香港不僅要繼續用好自由市場的基礎優勢，也要以五年規劃為抓手進行系統性、戰略性、前瞻性的中長期發展謀劃，為未來描繪一幅清晰、可信、可持續的共同願景與實施路徑，從而在變局中穩定社會預期、引導資源配置、匯聚各界力量，形成邁向由治及興的集體行動綱領。
從國家發展全局看，支持香港編制並實施好五年規劃，不僅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在治理層面的豐富和發展，更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進一步點亮香港這顆明珠的關鍵之舉。以五年規劃為抓手，香港將更主動、更精準、更深度地將自身獨特優勢與國家戰略需求對接，在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科技自立自強、區域協調發展等重要戰略中持續發揮作用，從而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戰略的深層次融合。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看，香港的嘗試更具有深遠的實驗性意義。當前，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在全球範圍內普遍面臨增長動力衰減、不平等加劇、社會共識撕裂與政治效能困頓等挑戰。香港五年規劃，本質上是在探索一條既能堅守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的核心優勢，又能有效應對市場失靈、增強社會韌性、促進公平正義的新路，為破解資本主義群體性困境貢獻東方智慧。
二、香港意義：系統謀劃由治及興戰略藍圖，為全社會提供清晰穩定的遠景預期
香港已經開啟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但何為香港之「興」？是簡單地回歸到某個歷史時期的繁榮狀態，還是立足於新的歷史方位和內外條件，守正創新、開拓進取，走出一條契合時代潮流、更能保障長期繁榮穩定的新路？這是現階段必須用清晰藍圖和堅定行動回答的香港之問。
答案的方向蘊含在歷史發展的邏輯和現實挑戰的強烈對比之中。首先，作為高度開放的小型城市經濟體，香港的發展與外部環境息息相關。如前所述，百年變局下外部環境的激烈變化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遷，決定了香港無法再通過簡單複製過去的路徑來延續繁榮。正如夏寶龍主任在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所指出，「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可以說，香港的「興」，必然是與創新緊密相連的「興」，必須勇於突破思維定勢，講新話、謀新策、幹新事，以前瞻性的戰略布局應對外部變局。香港五年規劃，正是對外部環境歷史性變化作出的全局性、戰略性響應。
其次，香港引以為傲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港體制，在創造經濟效率與國際競爭力方面成就斐然，但在促進社會公平、破解深層發展瓶頸、保障長期和諧穩定方面，也面臨着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似甚至更為集中的挑戰。比如，住房難題長期困擾香港，侵蝕社會幸福感與歸屬感；青年一代的發展空間有限與向上流動通道不暢，直接關係到社會的活力與穩定；經濟發展對少數優勢行業的過度依賴，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也可能帶來重要的經濟金融安全風險。香港五年規劃，就是要對這些積累已久的深層次矛盾做出積極回應，通過具有權威性和約束力的中長期規劃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安全感與對未來的信心，夯實香港長治久安的經濟社會基礎。
因此，香港五年規劃必須堅持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的原則，敢於觸碰核心問題，在關鍵領域展現破局決心與執行效能。一是深入研究地緣政治、科技產業、貿易規則演變的歷史大趨勢，明確香港在新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格局中的定位，持續鞏固提升傳統競爭優勢，前瞻布局和培育經濟新動能，切實增強經濟社會韌性，將外部挑戰轉化為提升自身能級、塑造新優勢的機遇。二是展現出破解土地房屋難題的堅定決心與清晰路徑，切實改善市民居住條件，創造充足的優質就業崗位，為青年一代搭建實現夢想的廣闊舞台，解決社會流動問題，在安老扶弱、醫療衞生、教育等方面給出長遠而有力規劃，編織更穩固的社會安全網。唯有此，香港五年規劃才能真正為全社會提供清晰穩定的發展預期，將由治及興從政治表述轉化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綱領。
三、國家意義：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我國牽引國際新秩序的形成貢獻力量
對於國家而言，香港的繁榮穩定事關整體利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愛與支持一以貫之、堅定不移。與推出一系列惠港政策一樣，中央支持香港以編制和實施五年規劃為抓手，構建起促進自身長期繁榮穩定的內生新機制。這既是履行憲制責任、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也是基於國家發展全局需要的深遠戰略考量。
從理論層面看，香港五年規劃是「一國兩制」方針在治理實踐中的又一次重要創新與豐富發展，生動展現了在「一國」原則下，更富創造性地推動「兩制」有機結合。從實踐效能看，一個發展目標清晰、內生動力強勁、社會和諧穩定的香港，猶如為中國式現代化宏偉畫卷點亮了一顆璀璨的「明珠」，能夠有效激活香港這枚在國家總體戰略中的關鍵「棋子」。此乃香港五年規劃所承載的「大局之功」與「戰略之責」。
當然，香港五年規劃要真正實現其國家意義，關鍵在於堅持「有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為」的理念。為此，香港五年規劃必須自覺將自身發展，全方位、深層次地深度融入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緊扣國家「十五五」規劃的主題主線和戰略任務，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香港的特殊定位，並以戰略主動精神前瞻性部署拓展新的功能和發揮作用的空間。
比如，在統籌發展「中國經濟」和「中國人經濟」的重大命題之下，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橋樑和窗口，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和關鍵。香港五年規劃需要對此作出部署，強化其作為內地企業拓展全球市場、進行海外布局的綜合服務基地地位。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切實做到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和商業利益的有機統一。
從強化戰略主動精神和創新性發揮香港作用的角度考慮，香港五年規劃還應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主動謀劃如何服務國家參與和牽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目前，舊的國際秩序正在加速瓦解，但新的國際秩序遠未形成。我國創造性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普遍訴求。同時，我國還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依託。從本質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議的提出，是我國為未來的國際新秩序提供的核心理念和重要底版。
香港五年規劃應重點用好中西文化交融、熟悉國際規則、專業人才匯聚的深厚基礎，前瞻性、創新性部署相關工作，將上述理念構想轉化為具體、可操作、可展示的本地實踐與國際合作項目，為國家參與國際治理、牽引國際新秩序形成貢獻香港力量。
四、世界意義：為解決資本主義集體性困局探索出路，貢獻東方智慧
香港五年規劃最具思想深度與未來啟示性的價值，可能在於其超越地域與國界的全球性實驗意義。當前，主導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發展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正陷入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沉重的群體性困局。經濟增長動能長期不足，財富以空前規模向頂端集中，中產階層持續萎縮，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等問題日益突出，並由此衍生出政治極化、民粹主義盛行、社會信任撕裂、民主制度效能遭受質疑等一系列嚴峻的治理挑戰。這已遠超周期性的經濟波動，而是觸及制度合法性、可持續性與社會凝聚力的重大挑戰。
具深刻歷史反諷意味的是，對經典自由資本主義構成最直接、最顛覆性挑戰的，並非來自外部的意識形態對手，而是來自其昔日旗手與主要設計者─美國。近年來，美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標誌着其正在顯著偏離曾大力倡導和販賣的自由市場教條。比如，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動用數千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以「國家安全」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大力推動半導體、電動汽車、清潔能源等戰略產業的「回流」或「友岸化」。美國的這些新動向在全球範圍內帶動了「國家資本主義」和「技術民族主義」的捲土重來。
在美國以維護全球霸權與科技領先地位為首要戰略目標，國家力量與資本、技術深度捆綁的背景下，市場效率原則和比較優勢理論在相當程度上讓位於地緣政治考量和國家安全目標。這種大國博弈下的政治選擇，所產生的外溢效應是全局性和破壞性的：它改變了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基本邏輯，從追求效率最優轉向強調安全可控；它扭曲了技術創新與知識擴散的全球路徑，將科技合作政治化；它迫使所有經濟體，尤其是像香港這樣高度開放、深度嵌入全球體系的小型自由經濟體，必須重新審視和調整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策略。純粹依賴基於比較優勢、多邊框架的「公平」競爭環境這一假設，在現實中變得脆弱不堪。上述新動向既是香港五年規劃的緣起，也是香港五年規劃必須重點考慮的內容。
從緣起的角度看，香港五年規劃是對全球新動向的主動回應，而「一國兩制」的制度特性和實踐積澱為這場香港實驗提供了豐厚的理論準備和現實基礎。具體而言，「一國兩制」使香港立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學與發展模式的交叉點上：一邊是源自其對「積極不干預」和市場自發秩序的傳統信仰，另一邊是國家通過五年規劃等治國理政工具進行中長期戰略布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成功實踐。香港編制五年規劃，是將規劃這一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戰略性治理工具，創造性地應用於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運行成熟、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石的獨特社會環境之中。這是一次自覺主動和富有勇氣的適應性制度創新，旨在汲取和融合不同體系的治理優勢，以戰略政策的確定性應對時局的不確定性，將為香港乃至全球治理添上厚重的一筆。
更具體來說，香港五年規劃將為當前資本主義困局探索一條新路。這條道路，既非回歸到那種對市場作用充滿烏托邦式崇拜、政府職能被極度壓縮、社會公平嚴重缺失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非走向以維護單極霸權為目的、帶有濃厚保護主義、排他性與零和博弈色彩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技術民族主義」，而是一種戰略引領下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為此，香港五年規劃並非放棄自由市場的基石，也絕非簡單機械模仿或照搬「計劃思維」，而是在深度思考和探索若干關鍵性命題：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引入更具前瞻性的戰略引導和長遠預期管理，從而最大化凝聚社會共識，引領有關各方形成一致行動？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彌補純粹市場機制在應對系統性風險、投資基礎科研、提供關鍵公共品、規劃跨代際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市場失靈」，以及備受關注的住房短缺、產業單一、貧富差距等長期性結構性問題？
鑒於此，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和實施結果同樣重要，要在編制過程中充分聽取各方意見，最大化凝聚社會共識。同時，評判香港五年規劃最終成敗的標尺，也將遠遠超越本地生產總值增速或股票市場收益。其更深層次和具有全球性參照意義的啟示在於，能否通過自身未來五到十年的具體實踐，為世界提供一個實證性的回答，以應對那個困擾眾多發達經濟體的世紀難題：一個高度開放、以服務業為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在充滿地緣政治動盪、技術革命衝擊、社會訴求多元、全球挑戰加劇的複雜環境中，能否通過包容、智慧、堅定的制度創新與公共政策設計，同時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強大的社會經濟韌性與安全性以及更具包容性與獲得感的社會公平三重目標。
倘若香港能在此方向上取得切實、可觀察和可驗證的進展，那麼它的經驗、智慧與故事，將不僅僅屬於這座擁有七百多萬人口的國際都會，而將為全球其他城市經濟體，乃至為那些正苦於產業空心化、中產萎縮、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的歐美發達國家，提供一個極具現實參照價值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樣本。可以說，香港五年規劃正以其「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探索，勇敢地回應這個時代最重大的發展命題之一，為人類探尋一種更具韌性、更富包容性、也更具可持續性的治理機制，書寫着不可或缺的、來自東方的壯麗實踐篇章。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