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觀察/從產業升級到產業重構 ──香港五年規劃戰略抉擇（一）\席春迎
香港特區政府開始醞釀歷史上首個五年規劃，這一行動本身已超越了單純的政策工具範疇。其標誌着回歸近三十年後，香港治理思維發生了根本性轉向：從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轉向「主動有為」；從依賴市場的自然演化，轉向基於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
上述轉向並非突發奇想，而是在全球生產力範式發生劇變的背景下，香港面對生存與發展命題的必然選擇。在AI奔湧而來的大航海時代，算力、數據、算法正在重組全球財富的基因。對於香港而言，這不僅是一份政策藍圖，更是一份重塑競爭基座、謀求結構性突圍的生存宣言。
半個世紀以來，香港以「市場驅動型經濟」的巔峰模範自居。低稅率、資本自由流動、極簡行政審批，共同支撐了其在全球分工中扮演的「中介」與「轉口」角色。然而，這種模式建立在「信息差」與「地理差」的基礎上。
要跳出原有舒適區
隨着全球貿易數字化與供應鏈去中心化，傳統轉口貿易的溢價空間正在被急劇壓縮。港口自動化的普及弱化了天然良港的地緣壟斷，而跨境即時結算技術的迭代則消解了純粹金融窗口的功能。當世界變得「平滑」，單純的「聯繫」已不足以支撐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高昂成本，邊際效應遞減的信號已異常清晰。
在AI時代，金融必須依託於高效的生產力實體，否則將面臨實質性的「空心化」威脅。如果香港依然固守舊有的服務體系，無法切入「價值創造」的源頭，那麼所謂的「超級聯繫人」將淪為被技術跨越的「冗餘節點」。我們須意識到，AI時代的競爭不再是渠道的競爭，而是底層生產要素──算力與數據的擁有量與調度權的競爭。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不僅是內地的發展指南，更是香港轉型的「定航舵」。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要求香港的角色必須從「資本流動節點」升級為「全球產業與資本配置中心」。香港必須在「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之間建立深度的動態聯動，將制度彈性轉化為國家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深度，實現從「聯繫」到「增值」的質變。
長期以來，香港引以為傲的是其資本流動性、法治和信任體系。但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些只是「軟件」，缺乏對應的「硬件」支撐。AI時代的生產力底座由三大要素構成：算力、數據與能源。
香港目前面臨的真正隱憂，是這三大要素的相對匱乏。雖然我們擁有頂尖的大學和金融人才，但由於缺乏大規模的算力基礎設施，許多前沿的科研成果只能在論文中擱淺，而無法在本地完成商業化迭代。由於缺乏數據流通的閉環機制，海量的數據財富處於「沉睡」狀態。香港並不缺錢，但資本在本土缺乏一個能產生「指數級增長效應」的產業實體作為載體。這種底座的「虛化」，使得香港在與新加坡、硅谷甚至是迪拜的競爭中，面臨被「降維打擊」的風險。
「產業升級」往往是在既有建築上的裝修和加固，例如讓傳統銀行使用電子化辦公。而「產業重構」則是對底層邏輯的重新定義。如果舊有的經濟結構已無法承載AI時代的生產力，那麼單純的「升級」可能只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加速。香港的五年規劃必須首先解決「做什麼」的戰略布局，而非僅僅關注「做得好」的效率問題。
香港必須意識到，要維持金融中心地位，就必須首先成為「產業發生地」。這意味着要構建一個完整的創科生態閉環：從實驗室的基礎研究，到算力中心的模型訓練，再到數據要素的資產化，最後到資本市場的融資變現。當產業在香港「發生」而非僅僅「路過」，資本才會真正扎根。這種重構要求我們跳出原有的金融舒適區，去擁抱具有高門檻、長周期的硬科技產業。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有機結合，這是香港經濟哲學的一次重塑。政府職能不再局限於提供公共服務，而是要通過政策槓桿與戰略規劃，引導資源向未來產業傾斜。這種轉型旨在彌補單純依靠市場在硬科技領域投入不足的「市場失靈」，為產業重構提供初始動力。
用好雙向兼容優勢
香港擁有獨一無二的「雙向兼容性」優勢。在法治上，普通法系與國際接軌，為數字資產的產權界定提供了最高規格的保護；在地理上，依託大灣區強大的製造業腹地，香港可以迅速實現「軟硬結合」。通過建立「國際數據港」，香港可以成為全球唯一一個能夠同時處理東西方數據的特殊節點，這種制度紅利一旦被激活，將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
主線一：構建全球級算力基礎設施體系。香港必須以沙嶺等關鍵節點為核心，加快推進大規模、高密度的算力集群建設。這不僅是建造數據中心，更是要構建一套「算力供給網」。通過與大灣區電力供應體系深度協同，解決能源瓶頸，讓香港成為全球算力成本與效率平衡點最優的城市之一，吸引全球AI獨角獸落戶。
主線二：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與資產化。數據不應只是存儲在服務器裏的字符，而應成為可抵押、可交易、可證券化的流動資產。香港應利用其金融基礎設施，建立「離岸數據資產登記中心」，制定數據估值標準，探索跨境數據合規流動的底層協議。誰掌握了數據的定價權，誰就掌握了數字時代的金融霸權。
主線三：金融市場的科創化與重構。香港的資本市場需要一場「科技成色」的革命。目前的港股市場傳統行業佔比仍然較高，未來需要建立更適應硬科技企業特點的估值體系。推動金融體系從單純的「融資平台」升級為「產業放大器」，讓資本能夠敏銳地識別並賦能具有潛力的科技標的，形成「產業帶資本、資本促產業」的良性循環。
在全球算力版圖中，新加坡受限於土地與資源，其算力擴張已接近物理極限；硅谷佔據算法高地，但其成本高昂且受政策波動影響；中東國家雖然資金雄厚，但缺乏成熟的金融規則體系和產業腹地。香港的獨特性在於「資本、規則與算力」的三位一體。我們的定位不應是與巨頭比拼機架數量，而應是利用資本市場對算力進行「證券化」。香港的算力主權本質上是「價值評估權的延伸」──我們通過建立全球公認的AI模型評估標準和數據交易規則，讓全球的智能產出都能在香港找到其價值標尺。
香港應該如何做好算力賦能？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破解增長瓶頸與老齡化難題。算力是拉動全要素生產率（TFP）提升的核心變量。在香港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與老齡化的雙重挑戰下，算力可以替代部分低效勞動力，通過自動化與智能化重組生產函數，實現產出的指數級增長。
二是傳統優勢產業的「點石成金」效應。譬如，金融業的深度智能化。傳統的風險評估依賴經驗，而算力支持下的智能模型可以秒級處理全球海量碎片化信息。這能讓風險定價更精準，讓以前無法抵押的「數據資產」變成流動的資本，為市場釋放數萬億級的潛在流動性。又如，算力能極大縮短藥物研發、新材料模擬等科研轉化周期。通過數字孿生和實時估值，硬科技企業從實驗室走向二級市場的路徑將變得清晰可控，研發周期縮短30%以上不再是夢。
當然，AI治理問題不容忽視。筆者建議政府成立「數字資產仲裁與登記中心」。依靠普通法系的公信力，香港應先行一步，確立「算力收益權」與「數據所有權」的法律屬性。「數字資產仲裁中心」可為全球AI領域的算法衝突、數據糾紛提供裁決服務。這種規則的制定能力，是比算力本身更具持久競爭力的「制度武器」。
與此同時，香港也應打造「國際數據合規特區」，建立「南下數據脫敏、北上模型輸出」的特殊機制。允許內地的海量數據在香港沙嶺等特定區域進行閉環訓練，訓練出的模型參數（而非原始數據）可以自由出海；同時吸引全球科研數據在港預處理。這將使香港成為全球唯一的「數據煉油廠」，實現從數據資源到數據財富的驚人一跳。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