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東京建築的現代一面\方元

  圖:東京法務省本館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巴洛克式建築。\作者攝
  圖:東京法務省本館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巴洛克式建築。\作者攝

  東京有多個面孔,既有傳統的一面,也有現代的一面。我從霞關地鐵站出來,沿着櫻田路邊走邊看。街道的兩旁都是些四四方方的、現代風格的大樓。看着、看着,眼前突然跳出一個問題:東京是日本式城市嗎?

  所謂「日本式」,即是日本的風格。一座城市的風格會通過它的建築反映出來。以人們的常識來說,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當然、應該、理應是日本式城市。然而,霞關的這些「方盒子」大樓看上去更像是美國城市裏的建築。

  霞關是日本中央政府機構和國家議會的所在地。不過,在霞關你不要期望會看到像京都那樣的古建築。這有一個歷史的原因:東京作為日本首都的歷史不是很長。它是繼奈良和京都之後,日本的第三個首都,建都至今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與北京相比,東京算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首都。

  東京的前身是江戶。劃分兩者的時間分界線是一八六八年,在此之前它是江戶,在此之後它是東京。這一年也是建築的分界線。在此之前,日本的建築是以中國為師;在此之後,日本改換門庭,轉向歐洲拜師。

  從建築的外貌上看,東京比它的歷史更年輕。這是另一個歷史原因造成的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兩年,美國軍機對東京進行了一百多次轟炸,使它幾乎淪為廢墟,而現在人們在東京看到的建築,大部分是在二戰以後重建的。這便是東京看上去如此年輕的緣故。

  在戰後的城市重建過程中,由於日本深受美國現代主義建築的影響,因此在今日的東京,美國風格的高樓大廈比比皆是。不過,我去霞關的目的不是看那些二戰後建的「方盒子」,而是要找一座在美軍大轟炸中倖存下來的巴洛克式建築──日本法務省本館。

  東京並非沒有傳統的日本式建築,例如遊客熟悉的皇居、淺草寺、神田神社等,它們代表的是江戶時代的建築藝術。而法務省本館代表的是東京時代的建築時尚。它既不是日本式,也不是美國式,而是德國式建築。

  法務省本館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推行西化政策的產物。一八六八年,江戶升格為京城,改名為「東京」。由於國家行政機構由京都遷到東京,因此需要在東京新建一個中央行政辦公區。負責這項宏偉計劃的是外務大臣井上馨。為此他成立了臨時建築局,並親任總裁。作為推行西化政策的急先鋒,井上馨的理想是:「讓我們把日本變成一個歐式帝國,讓我們把日本民眾變成歐式人民,讓我們在東海建立一個歐式國家!」所以,東京建都伊始,目標便是要建成一個歐洲式城市,而不是一個日本式城市。

  為了在東京樹立一個西化的樣板,井上馨力主採用全盤西化的建築設計。他先向英國求賢,碰壁之後轉向德國,從柏林請了兩位建築師──   恩德(Hermann Ende)和伯克曼(Wilhelm Böckmann),來東京為中央行政區做規劃和建築設計。同時,他還派遣日本的建築師和工匠去德國學習各項建築技藝。

  一八八六年,井上馨和伯克曼擬定出「官廳集中區計劃」,選址就在霞關。按照這個規劃,中央政府的辦公樓(官廳)集中建在霞關的幾條大街上。現在的櫻田路即是當年的一條官廳街,法務省本館是這條街上最早的一座官廳。然而,由於井上馨推行西化政策操之過急,因此引來社會各階層的反彈,甚至在內閣同僚中也有怨言。當時的農商大臣谷干城就痛批「官廳集中區計劃」的歐式設計是「偽裝成文明開化」。

  翌年,井上馨在政治上失勢,伯克曼所做的宏偉計劃隨之夭折,恩德設計的法務省本館也不得不半途停工。一八九○年他們被日本政府辭退,黯然回國。

  雖然「官廳集中區計劃」失敗了,但它培養了一批人才,為日本建築現代化的成功打下了基礎。在恩德和伯克曼離開日本五年之後,他們的弟子妻木賴黃完成了法務省本館的工程。此後,留德的海歸派人才以妻木賴黃為核心,形成日本的德國建築學派,在日本建築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法務省本館是一座黑瓦屋頂、紅磚牆面的大樓,與那些灰白色的「方盒子」建築站在一起,顯得格外醒目。它顯示了德國建築風格由文藝復興向新巴洛克的轉變。而對於日本,它象徵着由亞洲國家向歐化國家的轉變。井上馨深明建築的政治美學,有意利用宏偉的歐式建築來為他的西化政策做宣傳。

  在一九四五年美軍對東京的大轟炸中,法務省本館遭到了嚴重的損壞。如果說,在建成時它象徵着西化政策的勝利,那麼在轟炸中倒塌時,它象徵着日本西化之路的一次重大失敗。今日人們看到的本館是一九九五年重建後的成果。它在內部做了現代化改造,在外觀上恢復了恩德設計的原貌。

  儘管這是一座一百三十年前的建築,但它仍讓我感受到當年日本在與中國進行現代化競賽時的緊迫感。由於我研究過中國近現代西式建築,因此對同時期的日本西式建築很感興趣。當井上馨在東京勾畫歐式城市藍圖的時候,李鴻章正在中國推行「洋務運動」。在他的幕僚中亦有德國顧問。在晚清時期,德國建築師亦在中國留下印跡。

  中日兩國在十九世紀引進西方建築技術時,由於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應對方式,因而對本國的建築現代化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和結果。今日在青島、天津等地,人們仍能看到一百年前德國人規劃的街區和設計的建築。不過,當年在中國並沒有像日本那樣出現一個德國建築學派。

  在東京的多個面孔中,霞關是它的現代一面,而法務省本館是霞關的歷史一面。在我看來,這座紅磚大樓的歷史內涵比它的建築外表更吸引人。它見證了日本在西化道路上的成功、迷失、挫敗和再生。它的重建為日本人提供了一個反省反思的歷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