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在歷史小說中找到古今人性共鳴
從《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到《長安十二時辰》《顯微鏡下的大明》，馬伯庸的作品涉及諸多領域，特別是歷史小說具有一種調度複雜人、事、物關係的敘事能力和想像力，充滿創意也具備突出的個人風格。近日，馬伯庸攜全新長篇小說《大醫·破曉篇》《大醫·日出篇》到訪大連新華書店，與觀眾分享新書創作緣起和創作經歷。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馬伯庸直言，任何作品特別是歷史題材小說，都要找到古人和今人的共同之處，找到人性的共鳴點。「只有把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彼此連接，才能說服讀者進入到古代世界。」\大公報記者 宋 偉
《大醫·破曉篇》主角是一個在日俄戰爭中死裏逃生的東北少年、一個在倫敦公使館跑腿的廣東少年、一個不肯安享富貴的上海少女──這三個出身、性格、際遇各不相同的年輕人，在一九一○年這個關鍵節點，同時踏入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開始他們糾葛一生的醫海生涯。作為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三人肩負的責任比普通醫生更加沉重。上海鼠疫、皖北水災、武昌起義……晚清時局跌宕起伏，無時無刻不牽扯着三人的命運。他們相互扶持，從三個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漸成長為三名出色的醫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何謂真正的「大醫」。
為國為民 書寫醫者故事
作為破曉篇的續作，《大醫·日出篇》講述進入到民國時代，二次革命、五省大旱、關東大地震、淞滬會戰，一次又一次把方三響、孫希和姚英子等紅會醫生拋至風口浪尖。隨着抗戰爆發，三個人原本迷茫的前路，在痛苦與抗爭中陡然變得清晰起來。如何真正拯救四萬萬同胞的生命？這無數醫者為之尋覓多年的答案，即將噴薄而出。
談及《大醫》系列的創作緣起，馬伯庸形容與一次偶然的參觀密不可分。「我在2017年去上海華山醫院參觀，無意中發現這座醫院非常有歷史。醫院有一個很大的院史館，我參觀時看到這座醫院始建於1910年，而且還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第一座醫院，非常有時代意義。」在他看來，具備人道主義救援職責的紅十字會醫院，歷經近代戰爭、災情以及諸多波瀾壯闊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就想到以中國近代醫生的視角來看待整個時代，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
儘管當即就有創作的念頭，但馬伯庸認為自己當時對醫學及近代史的了解研究還比較膚淺，於是又耗時近三年時間學習，直至2019年年底才正式開始動筆。「前後大概寫了兩年多，最後在2022年年中才開始出版，差不多整部書有80萬字，也是我寫過最長的一部小說。」
馬伯庸坦言，起初是想寫一個戲劇性比較強、好看的故事，但隨着調研深入，他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想法。「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和人物，但大部分公眾都不清楚。如果不做專題寫作的話，我也不知道。」馬伯庸惋惜道，長久以來他們的事跡和貢獻都停留在學術圈的範圍內，比如中國紅十字會的創始人沈敦和先生，中山醫院以及上海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顏福慶先生……他們對中國醫學的貢獻都非常巨大，但是長久以來很少有人能關注到這一點。他希望通過文藝的形式傳達給讀者，曾經有這麼一批血肉之軀，為了國民健康，毀家紓難、奮不顧身。
影視劇尊重原著是「偽命題」
馬伯庸談及創作時最大的困難是醫學領域的細節。「寫出足夠精緻的細節才能讓讀者信服，但我本身並沒有醫學專業的背景，所以當時找了很多專家來當顧問。」然而，這些醫學專家接受的是現代正確的醫療教育，而我想知道的是那個時代很多錯誤的、過時的醫療手段。「同一種疾病，在每個時代的治療方式都不一樣。」
近兩年，馬伯庸的小說不斷被搬上熒幕，同樣獲得了不俗的收視率和觀眾口碑。在談及是否會要求導演在拍攝時尊重原著，馬伯庸直言尊重原著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小說和影視劇兩者之間的表達方式，從底層邏輯就不一樣。小說是一種詩化的語言，可以天馬行空，可以隨時補敘、倒敘、插敘，但影視劇是一種視聽語言，所有的信息都必須轉化成視覺和聽覺，這兩種情況的表達方式完全不一樣。」
他進一步解釋道，不可能有影視劇100%忠於原著，但每次改編我都會跟主創團隊深聊，告訴他們小說中讀者喜愛的部分，哪些地方需要盡量保留，除此之外的細枝末節就儘管放心大膽地去修改、再創作、再演繹。「只要能做到『形散神不散』，改編就算成功。」
歷史小說採用「三層邏輯」
馬伯庸稱自己的小說是「歷史可能性小說」，故事中經常將主角穿插到真實歷史事件之中。在處理其中的虛實關係時，他介紹自己用到了「三層邏輯」，即大事不虛，細節真實，中間一層可以虛構。
「比如寫唐代，不能寫安史之亂沒發生。寫三國，不能寫諸葛亮不是死在五丈原，歷史大事不能動，這就是大事不虛。」而細節真實則反映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生活點滴。「比如到了宋代油菜花才大量種植，菜籽油才出現，所以就不能寫一個唐代人在家吃炒菜。再比如唐代的女性可以任意外出，而明清封建禮教禁錮下的女性，沒有正當理由不能外出。所以在寫唐代故事和明清故事時，對女性生活細節的塑造就截然不同。」
縱然中間一層可以虛構，但馬伯庸亦指出原創的人物或事件也不能天馬行空。雖然可能不符合當時的史實，但要符合當時的歷史邏輯。「比如鴻門宴項羽為什麼沒殺劉邦，歷代眾說紛紜，但我猜測可能是年齡原因。項羽當時26歲，劉邦50歲，在不到而立之年的項羽看來，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對自己構不成威脅，殺不殺他並不重要。雖然這種猜測沒有任何歷史記載，沒有任何史料支持，但這種虛構符合人物邏輯和當時人們的認知，就會令讀者信服。」
注重小說創作的當代性
儘管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具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調度複雜人、事、物關係的敘事能力和想像力，但他自己卻認為這些只是技術上的難點，而創作真正的難點在於小說的當代性。「之前有一個讀者問我，你寫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已經發生過的，這些歷史人物都已經去世了，那和我們現代人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看這些事情？」
觀眾的提問也給了馬伯庸一個啟發。「任何作品尤其是以歷史題材為主要創作方向的作品，都要找到古人和今人的共同之處，找到人性的共鳴點。因為只有把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彼此連接，才能說服讀者進入到古代世界。」
他又以金庸寫武俠小說為例闡釋道，「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除暴安良的俠客夢，都能夠理解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情懷，這種情懷與古代能夠連接，這樣的小說就會膾炙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