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新思/反思「修例風波」 告別仇恨政治\章小杉
2019年6月12日「修例風波」爆發，在疫情的陰影和國安法的震懾之下，今年6月12日香港街頭不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以警方票控數人違反限聚令告終。此時的冷清，與兩年前的喧囂，有天淵之別。同情或反對，各方面都須承認，「修例風波」給香港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改變。在這敏感的時間節點，與其無視「房間裏的大象」，不如直面這場「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反思「修例風波」，不是為了美化暴力，而是為了總結經驗，重新思索香港的前路。
在「修例風波」爆發前，沒有人能夠預料，香港這座「亞洲最安全的城市」會陷入曠日持久的暴力衝突。相較於此前無數次的「社會運動」，「修例風波」最顯著之處就在於其暴力程度和仇恨底色──沒有一個詞語比「攬炒」更能體現這場「風波」的暴力和仇恨傾向。
而這突如其來的暴力與仇恨，有人認為是根源於香港社會被壓抑的民主訴求。香港回歸以來，反對派就所謂的「民主化」進行長期的政治對抗，特區管治也常因民主議題而波動。雖然中央有誠意並且在實質上推動了香港特區的「民主化」，但是在反對派看來，這仍然不夠。2014年的非法「佔中」未能撼動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和理非」的「抗爭」理念遭到質疑，溫和反對派逐漸失勢，極端的「勇武派」開始崛起，仇恨政治和裂痕動員也隨之興起，鼓吹暴力和宣揚「港獨」不再是禁忌。
「勇武派」有一套更為簡化的敘事方式和解決方案：香港所有的問題，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都可被歸咎於建制派、內地民眾和中央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所謂的「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2016年的「旺角暴亂」便是由「勇武派」一手策劃，儘管未能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卻散播了仇恨與對立。
短期來看，仇恨似乎是有效的：仇恨能夠凝聚人心，使部分人「槍口一致對外」；仇恨能夠宣洩情緒，製造破壞，給人「正義的快感」；仇恨還常伴隨着歇斯底里的力量，能夠給對手巨大的打擊，甚至迫使對手作出一些讓步。這也是為何當「修例風波」走向失控時，竟有一些市民對街頭暴力持容忍乃至同情的態度。
停止做「拿鋸子的人」
然而，仇恨只能是一劑毒藥。在給對手製造有效打擊之前，服下這些毒藥的人首先將自己重創。仇恨令人喪失理智，忘記初衷，有反對派頭目表示「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正正顯示這場「風波」早已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仇恨令人喪失寬容，立場偏激，評價尺度變得「非黑即白」，容不下異己，當示威者對不同政見的人士拳腳相加，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場「風波」早已走向了自由的對立面。仇恨令人不計一切代價地想要報復敵人，瘋狂行事，完全無視這種報復行動給己方造成的傷害，當「真攬炒十步」被祭出，所有「崇高」的目的早已被極端的手段淹沒，這場「風波」也注定了走向窮途末路。以仇恨為驅動力的「社會運動」，沒有任何未來，也無法給社會帶來任何進步。
如所周知，「修例風波」並沒有為香港爭取到任何「民主自由」，相反更凸顯香港的國家安全漏洞，使中央決定以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組合拳」方式，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些反對派以及部分曾經誓言「與香港共存亡」的人紛紛「流亡海外」。
毋庸置疑，這場「風波」對香港的影響是負面的。但是，其鼓動者和參與者並不甘心接受失敗──這一點從坊間流傳的「香港人報仇」口號和海外飄揚的「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可以看出，他們將失敗歸結於所謂「中央政府的強權」。且不談香港是永遠無法脫離國家而實現所謂的「民主」；即便沒有「國家因素」，這場以仇恨為驅動的「社會運動」也不可能給香港帶來民主。
人類政治實踐證明，「民主轉型」需要有健康的政治文化作為支撐，而高度的選民政治分裂正是民主崩潰的重要肇因（包剛升：《民主轉型的周期性：從啟動、崩潰到鞏固》，《二十一世紀》2012年4月號）。仇恨政治滋生更多的分化、裂痕和暴力。當社會撕裂到達一個不可控的程度，民主只能走向崩潰。
「勇武派」及其支持者的仇恨煽動行為，令香港離民主越來越遠，並且在毀壞民主制度的社會土壤。時至今日，對民主仍然心存嚮往的人士，應當認識到仇恨政治的危害，停止做「拿鋸子的人」。放棄仇恨政治和裂痕動員，香港的民主才有未來。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