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平生風誼重/——從宋雲彬對鄭振鐸人品的讚美談起/陳福康
圖：鄭振鐸（一八九八─一九五八）
一九五○年十一月，此前長期在開明書店工作的王伯祥，因人事關係不諧，提出辭職。老友宋雲彬便寫了《漫成二首諫王伯翁》：
蕭朱郤末多先例，交態原隨世態新。
長樂平生風誼重，甘拋心力作調人。
但聞涸轍鮒濡沫，豈有危巢雀逐鳩。
世事滄桑心事定，且將餘怒付東流。
二○○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雲彬日記（書名被稱為《紅塵冷眼》），在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記載了這兩首詩。我猜測，大概整理者（或編輯，或審讀者）不太懂古漢語，自以為是地把「郤」字改成了「卻」字，那就使人根本看不懂了。當然，還有一種可能，也許宋雲彬本來寫的是「卻」字，但這個「卻」字即「郤」字，讀作xì，也是不可以自以為是地改為簡化字的「却」的。
「郤」也就是「隙」。「蕭朱」，指西漢時人蕭育和朱博。兩人始為好友，後來有隙，終成仇人。「蕭朱郤[隙]末」，語出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王丹傳》：「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南朝梁劉孝標《廣絕交論》也說：「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宋雲彬的第二首詩有自註云「借定庵句」，所借的是「世事滄桑心事定」一句，出自清龔自珍《己亥雜詩》第一四九首。這第二首詩是直接勸慰王伯祥的，意思很明白，這裡就不多說了。而宋雲彬的第一首詩則是頌揚老友鄭振鐸的，宋雲彬自註「長樂謂鄭振鐸」，因為鄭振鐸的籍貫為福建長樂。「長樂平生風誼重」一句是對鄭振鐸人品的高度讚美。「甘拋心力作調人」，是說鄭振鐸當時花費了很多心力，在王伯祥與開明書店一些先生之間做調解工作。
鄭振鐸在開明書店創辦時就是書店最重要的支持者，後來還一直是它的「股東」，因此，他就主動出面做工作。然而，鄭振鐸這次的調解大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兩年後，鄭振鐸受命組建初設在北京大學的文學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時，便邀請王伯祥到文研所工作。王伯祥的摯友、曾任開明書店總編輯的葉聖陶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載：「偕[胡]愈之到懷仁堂，出席[政協]全國委員會之擴大會議……會中晤振鐸，言於北大新設之文學研究所已成立，渠為主持人（尚有何其芳），伯祥可入所為研究員云。」並欣慰地寫道：「余覺其甚為得所。」王伯祥後來一直心情愉快地在文研所工作。
宋雲彬的「長樂平生風誼重」一句詩實在寫得好。不僅僅在王伯祥一事上是這樣，鄭振鐸在整整奮鬥了四十年的中國文壇上，一直是一個團結的因素。這裡，我就舉幾件近代文學史上較大的事情來說說。
一九二○年底，以鄭振鐸為核心，在北京發起成立新文學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在籌備階段，鄭振鐸就曾熱情地給在日本的田漢寫信，邀請他與郭沫若作為發起人參加。那時，郭沫若、田漢等人的「創造社」連醞釀也還沒有開始呢。可惜，只因收信人居然做了「洪喬」，非但自己不回信，連託他轉給郭沫若的信也未轉去，所以郭沫若未能成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這真是一件憾事。當時，鄭振鐸還曾自告奮勇地要去請魯迅參加，但魯迅當時任職於教育部，受「文官法」的限制，不便參加民間團體。（不過，魯迅還是很關心、支持文學研究會的，周作人起草的該會宣言，便經過魯迅的審閱。）另外還有材料表明，鄭振鐸當時可能還請了北京大學的胡適、康白情等人參加，不過也沒成功。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如果鄭振鐸當時的宏大心願得以實現，魯迅、胡適、郭沫若、田漢等人真的也都成為了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我們的現代文學史的發展又將會是怎樣的一個精彩的場面啊！
令人遺憾的是，後來成立的創造社，一開始居然把文學研究會當成了自己的假想敵。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都激烈地攻擊過鄭振鐸和沈雁冰（茅盾），甚至用了污言穢語。但鄭振鐸從來沒有回罵過。當創造社方面舉辦郭沫若《女神》詩集出版一周年紀念活動時，鄭振鐸還拉着沈雁冰等人趕去參加慶賀，他還建議可借這個機會商量一下組織成立作家協會的事。他的熱情爽直和寬宏大量，連郭沫若後來在回憶錄《創造十年》中也是讚揚的。可惜，不僅鄭振鐸提出的組織作家協會的事未能成功，創造社後來還繼續攻擊文學研究會。但鄭振鐸除了在給周作人的信（當時未發表）中表示了對創造社的無理謾罵的憤慨以外，在一九二三年一年中，任憑攻擊，沒有回敬過一聲。不僅如此，而且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還經常公正地介紹、評價創造社作家的作品。如一九二三年一月號的《選錄》欄，選載了郭沫若譯詩八首，並在《文學雜誌介紹》欄介紹了《創造》雜誌。在三月號的《國內文壇消息》欄，他將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並提，稱作為努力於研究中國文學的代表；並報告郭沫若即將選譯《詩經》的消息。同期卷末，還介紹了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四月號的《國內文壇消息》欄，他又報道了郭沫若譯《浮士德》已完成的消息。五月號《國內文壇消息》欄報道創造社將出《創造周報》。六月號報道《創造周報》已出兩期。九月號報道郭沫若《卷耳集》已出版。十月號他在《通信》欄中回答讀者提問初學新文學的人應買何書時，在提到《文學研究會叢書》的同時推薦了《創造社叢書》。十一月號的《國內文壇消息》欄，介紹了郁達夫的小說集《蔦蘿集》和郭沫若的詩集《星空》，認為「都是很能感人的」。在七月三十日文學研究會機關刊《文學旬刊》改為周刊時他發表的《本刊改革宣言》中，還表示：「對於『敵』，我們保持嚴正的批評態度，對於『友』，我們保持友誼的批評態度。」顯然，他是一直把創造社當成「友」的。後來，他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都成為了好朋友。
一九三○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鄭振鐸本來是「左聯」的前身「中國著作者協會」的主要發起人和理事，現在，左聯的發起人和常委的半數，也正是原先著作者協會的發起人和執委或監委。而且，這兩個進步組織在中共黨內都是由潘漢年負責籌備和領導的。但是，由於左聯當時犯了「關門主義」的錯誤，偏偏把鄭先生排除在外了。不僅如此，當時左聯的刊物如《巴爾底山》等還指名道姓地攻擊他。然而，他對這些攻擊、嘲諷沒有作過一個字的「反擊」，就連解釋、辯護的文字也沒寫過，儘管他自己就主持着好幾種刊物。這充分表明了鄭振鐸的寬闊胸襟，也表明了他決不反對左聯和左翼文藝運動。他可以忍受委屈，也能原諒那些激進的革命青年所難免的「左派幼稚病」。《巴爾底山》的主要編者李一氓，後來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李一氓在晚年高度評價說：「鄭先生，我以為他是中國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在一九三○年代反對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鬥爭中，鄭振鐸在左翼文化界內部發揮了重要的團結作用。例如，據茅盾回憶，一九三四年一月，鄭振鐸等人主編的在上海出版的進步刊物《文學》，面對遭到國民黨當局嚴查亂砍的嚴峻形勢，茅盾發出急信，請當時在北平的鄭振鐸南下研究對策，同時還對他說：「還有一件事專等你回上海來辦。自從『休士事件』（陳按，指傅東華在《文學》上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之後，魯迅對傅東華大有意見，對《文學》也取不合作態度，已有半年不給《文學》寫稿了。對這次刊物上署東華的名字，他也不滿意。我的話，他只聽一半。所以要請你去做個『說客』，消除一下誤會。」他就與茅盾一同去魯迅家，向魯迅彙報了《文學》對付國民黨壓迫的計劃，又談了傅東華的問題。正是他做了工作，終於取得了魯迅的諒解，重新獲得魯迅對《文學》的大力支持。這樣，《文學》便在文化「圍剿」中繼續頑強地生存和戰鬥下去。
一九三五年九月，又發生了生活書店《譯文》雜誌停刊事件。此事說來話長，簡單地講，生活書店是鄒韜奮創辦的進步出版社（《文學》就是該店出版的），書店要撤換《譯文》編輯黃源，遭到魯迅激烈的反對。事情弄得很僵，茅盾又來找鄭振鐸商量。這件事本來與他沒有什麼關係，但他一向熱愛魯迅，同時又與韜奮是好友，因此急於從中調解。他絞盡腦汁，提出了一個雙方妥協的方案，茅盾找魯迅談了鄭振鐸的方案後，魯迅原則上同意了。不料，此事最後仍未調解成功，《譯文》不得不停刊，黃源也憤而辭去了《文學》編輯的職務。茅盾晚年在回憶錄《我走過的路》中坦率地說：「在《譯文》停刊的風波中，真正倒了霉的，卻是鄭振鐸。因為魯迅懷疑這次《譯文》事件是振鐸在背後搗的鬼，並從此與振鐸疏遠了……」茅盾強調說，「這當然冤枉了振鐸」。黃源在六十年後，在給我的信中也誠懇地說：「我現在確認『冤枉』了振鐸。」「讀了你的大作（陳按，指拙著《鄭振鐸傳》）……我仍然確認『冤枉』了振鐸，因為這是事實。這是我們方面的錯誤，我和魯迅都有此疑心……」可貴的是，鄭振鐸一直繼續保持着對魯迅的尊重，從沒有什麼怨言。而魯迅雖然對他有所誤會，也還是繼續與他一起編輯出版瞿秋白烈士的遺著，這是魯迅晚年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惡的是，當時有些文壇小丑幸災樂禍，乘機在小報上造謠生事、挑撥離間，或者對他橫加攻擊。後來，魯迅撰文嚴正地指出：這是「惡劣的傾向」，是「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
在後來進步文壇上發生的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所謂「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時，為了團結，鄭振鐸也沒有發表過一個字的文章，只是默默地忍辱負重地做着左聯解散後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籌備工作。但他和其他一些同人，為了進步文壇的最大程度的團結，為了盡量挽回歷史的缺憾（魯迅拒絕參加中國文藝家協會），而不懈努力着。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終於迎來了文藝界真正的大團結的通紅的曙光。一九三六年九月，由鄭振鐸和茅盾起草，馮雪峰定稿，魯迅與郭沫若、茅盾、鄭振鐸、葉聖陶、陳望道、鄭伯奇、王統照、夏丏尊、冰心、巴金、傅東華、豐子愷、沈起予、洪深、黎烈文、張天翼、林語堂、趙家璧、包天笑、周瘦鵑等二十一人聯名發表了一個《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這個宣言，是文學界團結起來的標誌。禦侮，就是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言論自由，就是對內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夏衍在幾十年後回顧說：「像我們這些經歷過這一事件的人們看來，組織發表這樣一個宣言很不容易。」因為這簽名的二十一個人，是經過精心選擇而代表了全中國一切愛國的作家的。正如夏衍指出的：「這個宣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藝界第一個大聯合、大團結的文件，在現代文學史上，應該說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而這是魯迅一生簽署的最後一個文件。夏衍在晚年高度讚揚了鄭振鐸在促成發表這個宣言中的功勞，認為「在堅持聯合、反對分裂這個問題上，他表現了難能可貴的高尚品質」。
我們今天，非常需要發揚鄭振鐸這種難能可貴的高尚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