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圖書館」 方 元
圖：中央圖書館 方 元攝
一個「新香港」終於經過陣痛，在千種憂慮、萬種喜悅中誕生了，但是它連在「舊香港」身上的臍帶卻怎麼也剪不斷！中央圖書館正是在香港歷史新舊交替時期誕生的。儘管社會上一面倒地批評它，但這個帶有雙重性格、雙重身份的孩子就是我們自己的寫照。
一、香港製造
公共圖書館不止是一個藏書、讀書的地方，更重要的，它是一個社會的文化中心，是一個地方的文化景觀。既然它是一個塑造文化空間的重要場所，那麼不難理解業主和設計師要在「文化」上大做文章了。
中央圖書館是百分之百的「香港製造」。它由市政局負責，建築署主持設計，從一九九二年構思，一九九六年動工，到二○○一年啟用，歷時九年，與香港人一起經歷了香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社會轉變，並且為這段歷史立下了一座充滿爭議的紀念碑。
毫無疑問，中央圖書館是一座煞費苦心設計的建築。一方面，為了體現公共圖書館作為「知識的聖殿」、「文化的殿堂」的傳統形象，建築師利用強化的中軸線、對稱的構圖、誇張的高台階和古典的風格，力圖使建築看上去高大、端莊、雄偉。另一方面，建築師為打破傳統的、古典的框架，採用了後現代主義的設計，利用拼貼、符號、隱喻等多種手法，使建築表達多種文化含義。例如，以古典建築片斷寓意「歷史」，以玻璃幕牆比喻「現代化」；黃色的外牆既有西方文化追求光明的意義，又代表了中國易經五行的中央。中央圖書館運用了許多象徵性的建築辭彙。在建築的正中部分，建築師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個宏偉的「知識之門」。不過，這個放大的、加入了現代元素的「威尼斯拱門」可能更適合香港作為東、西方商貿中介的形象──「現代的威尼斯」。
在屋頂的中央，建築師設計了一座「希臘神殿」，寓意「民主」。這是原方案沒有的，建築署先斬後奏令身為業主的市政局非常不滿。所以這座偷偷加上的「民主神殿」不是座落在堅實的基礎上，而是演雜技般站在重商主義的「威尼斯拱門」的圓拱上，扣人心弦地保持着平衡。
在建築的平面上，建築師以「四正合圍」比喻中國的「四合院」。但他忽略了一個問題：「四合院」從來不是「民主」的象徵，它代表的封建社會理念與屋頂上的「民主神殿」是有矛盾的。實際上，內部空間並沒有表現出「四合院」的特點，卻更像波特曼酒店的「共享空間」─典型的資本主義空間。建築師雖然力圖在建築中加上中國元素，但顯得力不從心。這反映了後殖民社會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受西方教育的本土知識分子，他們熟悉西方的文化多於本民族和本土的文化，因此，在編織新語言的時候，由於表達本土文化的困難，往往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方式，因此只能製造出一個夾雜不同文化元素、語義模糊的混合體。不過有一點絕不模糊：這確實就是「香港的圖書館」。
二、百貨商場
在中央圖書館啟用的第一年，讀者經常會驚訝地看到，香港旅行社的導遊帶着購物旅遊團，專程來乘坐圖書館內的玻璃電梯，把它當作去銅鑼灣購物前的觀光節目。
確實，中央圖書館大樓是一件新鮮事。香港市政公共圖書館的歷史與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是最短的。英國在十七世紀初已經有了市政公共圖書館。倫敦公共圖書館成立於一八九五年。紐約公共圖書館建於一九○一年。北京的公共圖書館成立於一九二六年。然而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人直到一九六二年才有第一座公共圖書館「香港大會堂」。第一座圖書館專用大樓「九龍中央圖書館」建於一九八九年。因此，當一九九二年策劃中央圖書館的時候，它尚是「新事物」。中央圖書館有兩個特點：第一，香港以前的圖書館是現代主義的、抽象的，而中央圖書館則是反現代主義的，運用了象徵性的語言和裝飾；第二，中央圖書館的中庭也是以前的圖書館沒有的。它使人聯想到銅鑼灣的「時代廣場」。兩者在空間形式上非常相似。或者說，中央圖書館看上去像一個商場。
現代理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公共圖書館應是一座「知識的百貨商場」。建築師把這種比喻變成了現實。在中央圖書館，我們經常會看到一家大小，拉着小行李箱，在書架之間東逛西逛。這是在百貨公司、超級市場，或者在深圳的「書城」才會見到的情景。這正是中央圖書館最有趣的地方。它改變了讀書的環境，甚至改變了讀書的目的。公共圖書館雖然可以比喻作「知識的百貨商場」，但兩者之間並不能直接劃等號。在空間形態上，圖書館應是一個惰性的靜態空間，商場則是一個活躍的動態空間。在空間性質上，圖書館是公眾的場所，而商場則是「私人地方」，因此公眾在空間中的地位、權力和參與程度是不同的。在百貨商場，我們是「顧客」；而在公共圖書館，我們則是「業主」。
三、語碼混雜
中央圖書館是一次香港文化大展示。長期的文化混雜狀況使香港建築不受任何傳統的約束。古典主義建築可以不必擔心柱式比例；現代主義建築可以不必理會簡潔和理性的原則；不同風格、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的建築元素可以嫁接（或者生搬硬套）在一起。這種「語碼混雜」現象是香港文化的一個特徵。一位立法會議員斥責港人語言文化上不純正，是「語言上的閹人」。其實，「純正」的概念一直是殖民主義文化的標記。然而，儘管英國人要將西方文化原樣照搬到香港，但其結果只能產生出半洋半土的雜交文化。「語碼混雜」的現象存在於所有的後殖民社會。一方面，它是後殖民文化的起步，是對殖民文化霸權的反叛和挑戰。認同「混雜」並由文化混雜的習慣逐漸變為有意識的行為，這是去殖民化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策略。後殖民地區的人民正是通過對原宗主國文化的模仿、異化、錯位、甚至閹割和濫用，使「他們的語言」逐漸變成「我們的語言」。另一方面，殖民主義者也會利用這一點鼓勵人們認同、接受「混雜」、「混血」，使他們不再為失去的民族文化而焦慮，從而讓殖民主義文化得以留在後殖民社會，繼續發揮影響。這是後殖民地區人民應該警惕的問題。
四、雙重空間
當歷史邁入一個新時期的時候，建築作為歷史的里程碑，為了印證時代的轉變，需要展現一種新的形象。香港特區第一任首長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指出：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人開始書寫自己的歷史」了。但是，在維多利亞公園以及英女王銅像所構成的文化空間和文化環境中，中央圖書館能否如董特首所期望的，「徹底擺脫了殖民時代給我們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心理局限」呢？在這方面，「中國內涵，希臘外觀」的中央圖書館大樓反映了香港的雙重文化身份，它是一座處於兩種文化之間的「中間圖書館」。建築中虛實交替出現的歷史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建築符號和隱喻，用「一樓兩制」表現出香港處在兩個時代的交替時刻，既有對昔日戀戀不捨，又有對未來充滿憧憬。建築師「無意識」的設計，正好折射出香港人對當下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感受。
在一個社會、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公共圖書館既是它的文化成果，也是它的文化根基；它既是一個文化場所，也是整個文化環境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所以，公共圖書館不是一座單純的建築，它是「我們的地方」，代表着我們的共同經歷，並且對文化空間的重構和文化環境的發展將產生長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