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郭沫若\葉周
十天一氣呵成的美談不再發生，對於自己醞釀已久的歷史人物，郭沫若下筆時依然有無法消弭的困惑。不知道領袖會如何看？建國後他慎而又慎保持低調，即便是友人間書法相贈，他也以書寫毛澤東詩詞為內容，難得見到他書寫自己的作品。詩人的郭沫若消失了。後來所能見到的只是政治口號式的郭沫若詩詞，與他青年時的作品大相逕庭，判若兩人。
從郭沫若和陳明遠的通信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內心的掙扎，良知的煎熬和靈魂的痛苦。一九六六年初，「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以群在跟郭沫若談及陳明遠關於郭沫若詩詞研究的稿子時，也表明了這種預感。當時他問郭沫若：「現在形勢變化較大，這些稿子恐怕一時不能印了，怎麼處理好呢？」誰也想不到郭以痛苦的語調說：「算了吧，關於我的那些東西，最好都燒掉！」他轉而對陳說：「我看你還是戀戀不捨，確實捨不得麼，我並不強制你。不過，我自己的文章，恨不得一把火燒掉，燒個精光大吉。」詩人的激情，在瞬息間閃現了一些迴光返照。可是卻籠罩上濃重的悲劇陰影。
在這樣的話後來他又重複多次。一九六六年四月，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立即發言：「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的話許多人都不理解。後來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又說：「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可惜此鳳凰已經不同於四十年前那隻涅槃的鳳凰。
在這之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他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辭職信言辭懇切，卻又顧慮引起上級不必要的猜想。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接受。
「文革」開始時，有一段日子郭沫若希望人們把他徹底忘記，他離開了辦公室，誰也不告訴，住進了一個隱秘的住所。可惜熬不了多久，只能回家了。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文革」要搞十年，誰躲得過去？誰逃得過去？古代的文人，尚可找到地方隱居，或是像陶淵明一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郭沫若卻沒有隱居的權利，他無處可避。
三
一九六七年四月裡的一天，郭沫若在部隊當兵的次子民英突然自殺身亡。對於所有的人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因為前一天，民英還在參加戰士演出隊的排練。郭民英愛好音樂的，憑着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在學校裡，才華橫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有一次他從家裡帶去一架盤式答錄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那年頭答錄機是稀罕物。一位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說音樂學院的一些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裡的答錄機到學校裡聽西洋音樂，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澤東很快批了這封信，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這一抓就使得郭民英在學校裡呆不下去，通過羅瑞卿的安排去了部隊。「文革」的風暴，使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似乎是禍不單行，僅僅過了一年，一九六八年的四月，郭民英的哥哥郭世英又被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嚴刑拷打，最終從高空墜落，遭遇不測。死去的郭世英遍體鱗傷，手腕、腳腕被繩子捆綁得血肉模糊……郭世英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善於獨立思考。在學校裡和幾個同學結伴組織了一個哲學討論小組，經常聚會，討論一些哲學和時事政治問題。後來有人告了密，小組的所有成員被公安機關拘留，最後定為反動學生。其他成員被送去勞改，郭世英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教養。勞教結束後郭世英仍然想留在農村，因為他覺得那兒單純，乾淨。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轉到中國農業大學學習。
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回憶說，在郭世英被綁架、關押的這天晚上，郭沫若參加周恩來主持的解決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眾「派戰」的會議。郭沫若本來可以請求周總理出面，但郭沫若沒有向周總理說。郭世英遇難後，在短短兩年時間中失去了兩個親生兒子的于立群責怪郭沫若：你見到總理的時候為什麼不跟他說？郭沫若顫抖着解釋說：我也是為了中國好。顯然，他不想給周總理惹麻煩。深夜時他坐在書桌前默默抄寫着兒子留下的日記，他的筆下隱忍着多少父親的悲哀。
周恩來得知郭世英遇害後，專門來到郭家安慰：「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周恩來為郭世英之死，專門派聯絡員負責調查，但一直沒有結果，最後也就不了了之。那個瘋狂的年代，即便是周恩來的保護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他自己的養女孫維世也死於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中）
